二 “我控訴！”：筆杆子向槍杆子的挑戰與知識分子的“誕生”
如上所述，德雷福斯事件起初隻不過是一起在法國當時到處彌漫著反猶排猶氣氛的背景下出現的由軍方製造的冤案。誠然，在事件發生後的最初幾年，對事件真相有所了解、且富於正義感的新聞記者貝爾納·拉紮爾（Bernard Lazare）【4】與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圖書館館員呂西安·赫爾（LucieNHerr）【5】等後來被人稱為“知識分子”的文人學者，首先站出來為受害者伸張正義，但由於他們的影響力畢竟有限，因而他們的活動並未引起整個社會的廣泛關注，而德雷福斯事件亦沒有演變為全國性的政治事件。德雷福斯事件之所以能夠演變為全國性的政治事件，這與在當時的法國文壇聲望隆隆的埃米爾·左拉（Emile Zola）的“介入”有著密切的關係。
德雷福斯蒙冤入獄的最初幾年，左拉因埋頭創作其具有人道主義傾向的三部曲《三個城市》，對德雷福斯案件既不清楚，也沒興趣。直到1897年11月，新聞記者貝爾納·拉紮爾向他提供了各種可靠的材料之後，左拉才確信這是一樁蓄意製造的冤案。強烈的正義感和一個作家對社會的責任心使他難以袖手旁觀。1897年12月初，在一次紀念巴爾紮克的晚會上，左拉當眾闡明了自己的觀點，要求重審此案。與此同時，他還在《費加羅報》上連續發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向主張重審此案的參議院副議長奧古斯特·舍雷爾-凱斯特納爾（Auguste Scheurer-Kestner）致敬，文章的結尾是：“真理在前進，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阻擋它。”第二篇駁斥民族沙文主義者散布的謠言，他們誣蔑為德雷福斯辯護的人都是被猶太財團收買了的。第三篇揭露“無聊的報界”，斥責他們每天向讀者灌輸反猶太人的仇恨情緒。這些文章發表後，反德雷福斯派人士紛紛到報社抗議，致使《費加羅報》不敢再發表左拉的文章。於是，左拉在1897年12月14日以小冊子的形式印發了《致青年的信》。他在這本小冊子中大聲疾呼，要堅持人道、真理與公正，並勸告那些盲從輕信的青年應該頭腦清醒，不要被人利用。翌年1月6日，他又印發了第二本小冊子《致法國的信》，信中寫道：“我懇求你，法蘭西，你應當仍然是偉大的法蘭西，你應當蘇醒過來，不再迷路。”【6】
如果說在此之前，左拉對當局尚抱有一些幻想，對事態的發展還持樂觀態度的話，那麼，軍事法庭在1898年1月11日做出的顛倒黑白的判決結果，則使左拉怒不可遏。他夜以繼日地寫了一封致共和國總統費裏克斯·富爾（Felix Faure）的公開信。公開信共一萬餘字，義正辭嚴，筆鋒犀利。當該信1月13日在《震旦報》（L'Aurore）發表時，該報的主編，一位相貌酷似蒙古人、性格頑強、來自旺代的激進共和派政治家喬治·克雷孟梭（George Clemenceau）突然心血來潮，給公開信冠上了“我控訴（J'accuse）！”這樣一個富於挑戰性並被載入史冊的通欄標題。
左拉在公開信中憤怒地控訴阻止德雷福斯案件重審的一切人是存心不良，蓄意製造冤案。他認為這些人是違犯人道，違犯正義，踐踏法律。他在信中指出：“真理在前進，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當人們把真理埋在地下，它就會在地下積聚起來，釀成爆炸性的巨大力量；而一旦爆發，就會使一切歸於毀滅。”在公開信的後半部分，左拉使用了激烈的言辭，尖刻地點名指控那些將軍們，特別指控負責直接逮捕審問德雷福斯並得到晉升的杜帕蒂·德·克朗（Du Party de Clam）上校精心策劃的對德雷福斯的陷害，並指控軍方親自下令釋放真正的叛國犯艾斯特拉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