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戰前夕民族沙文主義知識分子的甚囂塵上
德雷福斯事件後期，因在兩大營壘的鬥爭中連連受挫，包括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在內的反德雷福斯派知識分子曾經一度有所收斂。然而，在德雷福斯事件結束後不久，隨著戰爭威脅日益逼近，尤其是在法德矛盾更形尖銳的背景下，極端民族主義與普法戰爭後法蘭西民族中始終存在的收複失地、對德複仇的潛意識相結合，民族沙文主義在法國一時甚囂塵上。在這一過程中，原來屬於反德雷福斯派的民族主義知識分子莫拉斯、巴雷斯等人的氣焰尤其囂張，起了很大的作用。更有甚者，一些原先站在德雷福斯派營壘中的知識分子鬥士，如夏爾·佩居伊等也成為民族沙文主義的鼓吹者。
在這方麵，當時社會影響最大的首推以夏爾·莫拉斯為首的“法蘭西行動”（ActioNFran？aise）。其首領夏爾·莫拉斯是一個雙耳失聰的來自普羅旺斯（Provence）地區的詩人，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嶄露頭角。莫拉斯多年熱衷於古希臘、羅馬文明的研究，造詣極深，而對其身處的現代世界卻極為厭惡，他認為，在他所生活的年代，天主教的、具有拉丁傳統的法國已經蛻變為新教徒、猶太人和外國佬的（métèque）法國。莫拉斯對產生於法國大革命的現代社會的厭惡很大程度上源於其家庭，尤其是母係家庭成員的影響。具體而言，他的外祖父是一位狂熱的正統主義者，而他的母親則從小就生活在對大革命深感痛恨與恐懼的環境之中。與此同時，反德雷福斯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律蒙的反猶主義言論對年輕的莫拉斯的思想也影響很大，後者對前者寫給他的信中的名言：“如同巴黎統治著法國，猶太人正統治著巴黎”深信不疑。【1】莫拉斯同時還是一個咄咄逼人、令人生畏的小冊子作者和新聞工作者。他的追隨者認為，他是一位知識淵博的哲學家，他的“天才”便是他有本事去仇恨，並以他那惡毒、尖刻的筆調煽動公眾的仇恨。
早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間，為了擴大自己的影響，莫拉斯就力圖創辦一份價格低廉，並以反猶太主義、反議會製度和倡導法蘭西傳統為宗旨的日報，但由於資金方麵的原因，一時未能如願。因而，他在1899年8月先創辦了一份名為《法蘭西行動》的雜誌，並直到1908年才將該雜誌改為《法蘭西行動報》（L'ActioNFran？aise）。尤其要指出的是，莫拉斯有一種把善於煽動事端的文人聚攏在自己周圍的本領。在這類文人中，其最突出的代表有三：一是19世紀的大作家、《最後一課》的作者阿爾封斯·都德（Alphonse Daudet）的兒子萊昂·都德（LéoNDaudet），【2】當時他被人稱為巴黎最擅長罵街的“筆杆子”；二是性格古怪但卻才華橫溢的保王派曆史學家雅克·邦維爾（Jacques Bainville）【3】；三是先以擅長撰寫抨擊性文章著稱，後又以小說《在撒旦的陽光下》轟動法國文壇的喬治·貝爾納諾（Georges Bernanos）【4】。就是在這些文人的配合下，莫拉斯把自己主辦的日報《法蘭西行動報》辦成了巴黎文筆最生動的報刊，其讀者不僅有出身名門、具有右派思想的上層階級人士，特別是軍官和主教們，而且還不乏作家、新聞記者、高級常任官員、律師和醫生，甚至還有不少是大學裏的焦躁不安的學生和青年教師。由此，《法蘭西行動報》對法國知識界的動向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它成功地使不少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成為極端民族主義的追隨者。【5】
著名民族主義作家巴雷斯繼1897年出版總題為《民族精力的小說》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離鄉背井的人》，又於1900年和1902年分別出版了該三部曲中的第二、第三部《向軍人發出號召》（L'AppeLau soldat）、《他們的嘴臉》（Leurs figures）。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說在三部曲的第一部中，巴雷斯的民族主義思想還隻是初露端倪的話，那麼，在這一新的兩部曲中，其民族主義思想傾向已昭然若揭。更有甚者，巴雷斯在創作這新的兩部時，還力圖從理論的高度對民族主義進行闡發，並在1902年拋出了自己在這方麵的代表作《民族主義的舞台與學說》（Scènes eTDoctrines du nationalisme）【6】。不久之後，隨著法德關係更趨緊張，戰爭威脅日益嚴重，巴雷斯為了進一步地煽動收複失地、對德複仇的民族主義情緒，又創作了以《東麵的支柱》（Les Bastions de l'Est）為題的係列作品，其中包括1905年出版的《在德國軍隊中服役》（Au service de l'Allemagne）和1909年出版的《柯麗特·波多什，麥茨一少女的故事》（Colette Baudoche：Histoire d'une jeune f ille de Metz）等，這些作品多以洛林為背景，並觸及法德兩國之間的關係這樣一個在當時甚為敏感的問題。由於巴雷斯的作品在當時擁有非常可觀的讀者群，其在青年，尤其是青年大學生中的感召力極強。故此，就個人而言，此期的巴雷斯是大戰前夕法國民族沙文主義最有力的推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