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從反戰、反法西斯到組成人民陣線
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國上台，對法國的法西斯主義運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法國的法西斯主義右翼集團利用人民群眾對危機後果的不滿情緒，特別是利用了一連串的財政與政治醜聞，煽起狂熱的反對議會民主、反對革命運動的“二·六”騷亂。
“二·六事件”的導火線是1933年12月30日報刊揭露的一起長期詐騙事件——斯塔維斯基醜聞（Af faire Stavisky）。斯塔維斯基是一位在1886年出生於俄國基輔（Kiev）的猶太人，20世紀初隨全家遷到巴黎後不久，就多次參與詐騙活動。1912年他因觸犯法律被判刑。他的父親因對兒子的墮落感到絕望而自殺身亡。但斯塔維斯基出獄後不思悔過，反而變本加厲地從事販毒、詐騙、偽造簽名、倒賣偷來的債券等非法活動，甚至還持槍搶劫。為了逃避法律的製裁，斯塔維斯基在非法獲得巨額財富後，用大量的錢財去賄賂大批政界要人與警察、司法部門的頭目，與他們過從甚密。他在一些部長的庇護下，夥同眾議員兼巴榮納（Bayonne）市市長加拉（Garat）開設巴榮納市立信貸銀行，並以大量假珠寶做抵押，發行巨額債券。案發後，警方逮捕了一些同案犯，其中有巴榮納市市長、激進黨的另外一名眾議員和由斯塔維斯基資助的兩家巴黎報紙《意誌報》（Volonté）和《自由報》（Liberté）的發行人。斯塔維斯基卻攜帶發行債券所獲得的巨款逃之夭夭。1934年1月8日，警察在夏蒙尼（Chamonix）包圍了斯塔維斯基隱藏的住所，並宣布說斯塔維斯基已自殺。這一說法引起了公眾的懷疑。不少人認為，有人為滅口而謀殺了他，以免泄露有牽累的要人。《鴨鳴報》就如此概括斯塔維斯基之死：“頂著槍口被打死的自殺者。”對此，議會專門調查委員會在案發一年後作了這樣的結論：“毫無疑問，在警察破門衝進斯塔維斯基的別墅時，他開槍自殺了，但自殺多少是被迫的。”委員會肯定了警方不願捉活的，也不進行搶救，讓他慢慢死去，目的是不想保全他這樣重要的被告。【71】
以莫拉斯為首的“法蘭西行動”很快地就意識到從這樁新的詐騙案中有利可圖，並決意通過引導輿論，把這起財政醜聞迅速地變為像巴拿馬醜聞一樣的政治醜聞。1月9日早晨，《法蘭西行動報》在頭版竭力呼籲巴黎人民下班後遊行到國民議會去，高呼“打倒強盜！打倒暗殺者！”當天傍晚，約有2000多人朝著國民議會的駐地波旁宮遊行，但被驅散了。兩天後，即11日晚上，一名市議員率領著“愛國青年團”會合“國王的報販”【72】舉行了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當局不得不出動機動騎兵警衛隊來阻擋暴徒衝進議會。暴徒們搗毀了樹木和欄杆，攔截汽車構成路障，把售報亭推倒後點火燒掉，還切斷了給電車供電的電纜，使得電車和公共汽車全部停駛。嗣後，各極右集團天天在聖日耳曼大道、協和廣場舉行反議會、反政府的示威遊行。1月27日，卡米耶·肖當（Camille Chautemps）【73】政府被迫辭職。一個在議會兩院均受到大多數議員支持的政府竟被示威遊行所顛覆，這在第三共和國的曆史上還是第一次。1月29日，愛德華·達拉第（édouard Daladier）【74】組閣。達拉第一上台就答應去做肖當不肯做的事情：成立一個議會委員會調查斯塔維斯基事件，並決定撤銷與右翼勢力關係密切，並有同情極右派示威者之嫌的讓·希亞普（JeaNChiappe）巴黎警察局局長的職務，另任他為摩洛哥總督。希亞普拒絕了這一明升暗降的任命，一些右翼閣員也以辭職表示對希亞普的支持。“法蘭西行動”等右翼集團決定利用希亞普易職之事發動一場更大的騷亂。
2月6日，即在新內閣要在眾議院通過投票認可以獲取信任的那一天，《法蘭西行動報》等右派報刊均刊登了各右翼團體的號召，煽動自己的成員及同情者當晚上街，舉行反政府示威大遊行。一些報刊為了進一步煽動公眾，竟刊載了假報道，說政府已秘密調進了坦克部隊、機槍連、塞內加爾黑人部隊，要對“和平的”示威群眾進行“掃蕩”。當天，大多數巴黎報紙還刊登了“納稅人聯合會”給共和國總統的一封信，抗議政府“把巴黎人民當作敵人”，準備調動由坦克、大炮和機槍裝備起來的“黑人部隊”，對他們進行鎮壓。不少報紙還在頭版詳細注明每個右翼團體的成員及同情者在未接到直接通知的情況下碰頭的時間和地點。下午三時，當眾議院開會對達拉第政府進行信任投票時，各右翼團體開始在波旁宮周圍的不同地點集結，“法蘭西行動”在協和廣場，“火十字團”在聖日耳曼大道和聖-多米尼克街，“法蘭西團結”在巴黎歌劇院前、“愛國青年團”在市政廳和拉丁區。下午6點半，協和廣場上聚集著數千名示威者，他們不顧騎著馬、戴著鋼盔的機動衛隊的一再驅趕，固守自己的陣地。一些示威者把剃刀綁在棍棒的一頭，向戰馬和騎兵的腿上揮砍，還向馬蹄扔石彈和鞭炮。晚上7時，“法蘭西團結”的一些暴徒衝破了最後一道警戒線，即通向議會的橋頭路障，開始衝擊波旁宮。為了不讓暴徒衝進議會場所，警衛部隊被迫鳴槍阻止，雙方發生激烈的武裝衝突，造成大批人員傷亡。就在暴徒衝擊波旁宮時，達拉第政府以343對237票的多數獲得議會的信任。但是，由於有關官員拒絕執行新政府的鎮壓命令，不少閣員力主辭職，加之激進黨的老資格領袖赫裏歐對達拉第不予支持，使達拉第感到無能為力，遂於2月7日中午宣布辭職。
“二·六事件”的直接後果是加速了法國整個社會向左右兩極分化。法國的右翼勢力，包括早已失勢的君主派、新冒頭的法西斯狂徒以及其他仇視議會製度的極右分子沆瀣一氣，全力趁資產階級的議會製度出現嚴重危機的關頭，用具有法西斯主義因素的極右政權取而代之。“二·六事件”使包括左翼知識分子在內的各左翼黨派人士和人民群眾深感震驚，同時也更激起他們的義憤，決心奮起給予迎頭痛擊。正是反對國內外法西斯主義威脅的共同目的，促使30年代中期法國各種類型的左翼，或曰進步知識分子攜起手來，並共同成為30年代法國波瀾壯闊的人民陣線運動的直接推動者。
麵對著意德法西斯的先後崛起。國內具有法西斯主義性質的右翼集團的惡性膨脹和新的戰爭威脅的加劇，富有民主傳統和鬥爭精神的法國進步知識分子從20年代中期起就以各種方式同國內外的法西主義展開鬥爭。早在1926年4月，羅曼·羅蘭就曾撰文對意大利法西斯以及法國國內墨索裏尼的信徒進行了強烈的譴責：“建立在意大利法西斯原則上的任何製度，對人類的良心而言，都是一種墮落。它藐視最神聖的自由權，強迫人們接受謊言、製造恐怖，靠這一切來實行統治。企圖將法西斯引入法國的任何行動，都是犯罪。”【75】1926年，羅曼·羅蘭與亨利·巴比塞合作，組織了國際反法西斯委員會。次年2月，第一次國際性的反法西斯群眾大會在巴黎召開，羅曼·羅蘭、巴比塞和愛因斯坦（Einstein）擔任了名譽主席，而執行主席是與法共關係密切的著名物理學家保爾·朗之萬。在反法西斯的鬥爭過程中，法國進步知識分子提出了“法西斯就是戰爭！”這一口號。
1932年，在羅曼·羅蘭和亨利·巴比塞的共同倡議下，國際反法西斯力量成立了國際反戰委員會。1932年8月27日至29日，在荷蘭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召開了聲勢浩大的國際反戰大會，出席大會的有來自25個國家的2244名代表。其成員包括一大批著名知識分子的法國代表團的陣容最大，達585人。亨利·巴比塞、羅曼·羅蘭和朗之萬等被選為國際反戰委員會正、副主席。羅曼·羅蘭在第一天的會議上，號召全世界不同信仰、不同政見的黨派、團體以及無黨派人士，在共同目標下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反對戰爭，並指出：“誰說戰爭，就意味著法西斯、意味著反動。”【76】
1933年1月，納粹在德國上台之後，羅曼·羅蘭等進步知識分子即把鬥爭矛頭對準了納粹政權。羅曼·羅蘭本人還毅然地在由“反對希特勒法西斯鬥爭援助委員會”散發的標題為“打倒棕色瘟疫！”的傳單上簽字。1933年4月，德國政府為了利用羅曼·羅蘭在西方知識界的威望，決定以“表彰他在藝術和科學方麵的成就”為名，授予羅曼·羅蘭一枚“歌德勳章”。羅曼·羅蘭斷然拒絕了這一“榮譽”。並在答複德國領事時對納粹在德國的倒行逆施進行了抨擊：“今天在德國發生的一切，和自由的被棄擲，反對黨的受迫害，猶太人成為粗暴和卑鄙的壓迫對象，凡此種種，都引起全世界的公憤，也激發我個人的義憤。這樣的政策，是對於人類犯罪。”【77】
同年，當納粹黨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國會縱火案”，逮捕了德國共產黨議員恩·托爾格列爾與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季米特洛夫等人時，法國知識界中不少的進步人士也積極地展開鬥爭，一方麵譴責納粹黨的無恥，另一方麵積極地營救季米特洛夫等人。為此，馬爾羅與紀德還發起成立了“全世界爭取德國反法西斯政治犯無罪釋放委員會”（簡稱“台爾曼委員會”）。翌年1月，馬爾羅與紀德前往柏林，向希特勒請願，要求釋放季米特洛夫。
1933年6月4日，在德國、意大利、波蘭革命工會的倡議和法國進步知識分子的積極籌備下，在巴黎普萊埃爾大廳召開了歐洲反法西斯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有來自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的3700名代表，其中法國代表2566人。8月20日，國際反戰委員會和反法西斯委員會在巴黎通過了兩大運動在國際範圍內聯合的決議，成立了國際反戰反法西斯委員會，亦稱阿姆斯特丹-普萊埃爾委員會，法國也成立了相應的委員會，因此，法國反法西斯運動得到了有力推動和廣泛開展。在運動中，各個黨派、工會間的接觸日益增多，這為法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創造了有利條件。
“二·六事件”的發生，使法國進步知識分子進一步意識到了國內法西斯勢力的嚴重威脅，決心奮起給予迎頭痛擊。著名作家馬丁·杜加爾在“二·六事件”發生當天寫給其女兒的信中的這段話清楚地反映了許多同他一樣的知識分子的心境：“法西斯主義很可能在幾個月後在法國取得勝利。我將自覺地參與反對它的鬥爭。我反對一切專製，反對一切國家（幹涉）主義。”【78】“二·六事件”後不久，法國知識界的三位著名人士發起創建了“知識分子反法西斯警惕委員會”（Le Comité devig-ilance des intellectuels antifascistes）。他們是著名哲學家阿蘭【79】，著名的人種學家、巴黎特羅卡戴羅人種學博物館（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即今天巴黎著名的人類學博物館的前身）館長保爾·裏韋和著名物理學家朗之萬。在很短的時間裏，知識分子反法西斯警惕委員會的成員迅速達到了8000多人，並在1935年年底運動達到最高潮時擁有200多個地方性委員會。這些進步知識分子針對當時右翼報刊喪心病狂地大放厥詞、混淆視聽，編寫和散發了大量反法西斯的傳單與小冊子，如《“二·六事件”與新聞界》、《何謂法西斯？》，等等，並且還印發了《掌握在二百家族手裏的法蘭西銀行》等小冊子，對法國資本主義製度的腐敗進行揭露。為了及時地向進步知識分子們推薦鬥爭的方式和更好地與各地的地方性委員會保持經常性的聯係，知識分子反法西斯警惕委員會還編印了每月一期的簡報《警惕》（Vigilance）。由於知識分子反法西斯警惕委員會的三位發起人分別與左翼的三大政黨即激進黨、社會黨與共產黨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因此，這一委員會的建立與活動為左翼黨派下一階段更大規模的聯合行動開了一個好頭，從這一意義上說，知識分子反法西斯警惕委員會是波瀾壯闊的人民陣線運動的萌芽組織。
1935年6月8日，在阿姆斯特丹-普萊埃爾委員會的發起下，由包括知識分子反法西斯警惕委員會在內的各左翼黨派和團體聯合發出號召，決定於7月14日在巴黎和外省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讓7月14日成為顯示法國人民團結力量的日子。這些黨派團體組成了人民聯盟組織委員會，由巴黎大學教授、人權聯盟（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主席維克多·巴什（Victor Basch）【80】任委員會主席。7月14日上午，69個黨派團體的一萬多名代表在布法羅體育場集會，並進行莊嚴宣誓，“決心為給勞動者以麵包，給青年以工作，給世界以和平而鬥爭”。下午2時，在紅旗和三色旗的指引下，從巴士底廣場到民族廣場的遊行隊伍集中了50萬因左派大聯合而歡欣鼓舞的人們，社會黨、共產黨和激進黨的領袖勃魯姆、莫裏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81】、達拉第肩並肩地走在隊伍的最前列。全國各主要城市也在同一天舉行大規模集會遊行。7月14日的集會和遊行，標誌著法國人民陣線的正式成立。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從宏觀的角度進行透視的話，我們會不難發現，雖然反法西斯主義為此時法國各種左翼，或曰進步知識分子的團結創造了條件，但此時法國的反法西斯主義知識分子絕非鐵板一塊，其大致可分為以下三種類型：第一類反法西斯主義知識分子主要反對的是外國的法西斯主義。在這類反法西斯主義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是些共產黨員知識分子或作為黨的同路人的知識分子。一般來說，他們所擔憂的主要是納粹德國為代表的戰爭威脅。而且，他們的首要目標是捍衛共產主義的祖國——蘇聯。因此，他們的行動往往得到共產國際及其深受共產國際影響的阿姆斯特丹—普萊埃爾委員會的支持。第二類反法西斯主義知識分子主要反對的是法國內部的法西斯主義。此類反法西斯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都是些像阿蘭及其追隨者那樣的和平主義知識分子。在他們看來，戰爭的威脅並非來自外部，而是來自本國內部。知識分子反法西斯警惕委員會的機關刊物《警惕》在1934年11月20日刊載的反戰行動委員會宣言顯然最能體現該類知識分子的宗旨。該宣言稱：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絕非反對所謂的外部敵人的鬥爭。對於每一個民族來說，法西斯主義均是內部的敵人。所有的戰爭煽動都將有利於法西斯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絕不能用作為任何戰爭辯護的理由。戰爭是最大的災難，我們始終拒絕承認戰爭是不可避免的。【82】第三類反法西斯主義知識分子可稱為“革命的反法西斯主義知識分子”。此類知識分子大都認為，隻有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才能真正戰勝法西斯主義。這些知識分子要麼是托洛茨基主義的追隨者，要麼是革命的工團主義傳統的信奉者。兩者可分別以原超現實主義運動的領銜人物布勒東和工人國際法國支部的馬爾索·皮韋爾（Marceau Pivert）【83】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