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和平主義：大戰前夕法國知識分子的集體選擇
被稱為“歐洲的內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世界，尤其是給歐洲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災難，這在西方民主國家人民的集體記憶中留下了難以抹去的傷痕。30年代，當國際局勢日益緊張，歐洲與世界再次麵臨新的戰爭危險時，和平主義思潮在包括法國在內的各西方民主國家迅速地蔓延開來，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潮流。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在一個動蕩不安的世界上，維護與追求和平的願望與行動本身應當說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問題在於30年代戰爭陰雲密布之際盛行於西方民主國家的和平主義思潮卻與孤立主義和恐戰症結合在一起，因此它就不能不具有極其嚴重的消極性質。【1】具體而言，這種和平主義的特點是不願意為在總體上維護和平而承擔任何風險，卻在不惜任何代價避免戰爭上大做文章，其結果隻能是渙散了民族的鬥誌，並使得“集體安全”之類的政策選擇被當作可能導致戰爭的政策而受到了排斥。與此同時，這種和平主義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使這些國家的公眾對於外部威脅的存在和發展變得麻木不仁。不容否認，這一切，在30年代中後期，尤其是慕尼黑會議召開時的法國知識分子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也正因為如此，他們當時大多對慕尼黑會議的召開表示歡迎。
30年代中後期，希特勒的膽大妄為和德國重整軍備的進展，使一個在馬其諾防線後麵和在褪色的一戰功勞簿上高枕無憂的法國措手不及。法國在萊茵區重新軍事化問題上表現出來的軟弱大大削弱了法國的軍事防禦地位，加速了同盟體係的分崩離析，同時也大大助長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1938年，德國在吞並了奧地利之後不久，又把矛頭直指捷克斯洛伐克。作為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國，法國有義務根據1925年法捷互助條約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德國進攻時立即提供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危機使法國外交麵臨著更為嚴峻的考驗。當時法國政府內部四分五裂，以保爾·雷諾（PauLReynaud）【2】為代表的強硬派力主采取堅定立場，而以喬治·博內（Georges Bonnet）【3】為代表的妥協派則堅持采取忍讓態度，作為總理的達拉第則動搖於兩派之間。如果說，在危機初期的達拉第出於法國切身利益的考慮和法捷互助條約的約束，曾有過履約援捷的打算，也曾有過一些強硬的表示，那麼，在國內外綏靖勢力的壓力下，他最終還是在綏靖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並成為慕尼黑醜劇的導演之一。
此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與一戰前法國為數不少的民族沙文主義知識分子大肆叫喊戰爭、鼓吹對德複仇形成強烈反差，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威脅日益逼近的時候，法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左派、右派皆有）卻受到了和平主義思潮的影響，一廂情願地想從法西斯國家，尤其是納粹德國處乞求和平。如擔任知識分子反法西斯警惕委員會副主席的著名哲學家阿蘭在1938年9月慕尼黑協定簽訂前夕，曾與季奧諾等人聯名致電達拉第總理，敦促後者接受希特勒、張伯倫（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的邀請，去慕尼黑商討妥善解決捷克斯洛伐克危機的方案，並說必要時可向希特勒作出一定的讓步。而《法蘭西行動報》則在此期連篇累牘地宣揚：“法國人既不願為猶太人、俄國人【4】而戰，也不願為布拉格的共濟會成員而戰。”不僅如此，這家曆來具有強烈的好戰傾向的報紙竟然在1938年9月27日的第一版以極大的字體刊登了“打倒戰爭！”的口號。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此期法國右翼知識分子的主要代表，莫拉斯等人還大肆倡導一種所謂的“雙不主義”，即既不要希特勒，也不要斯大林。如莫拉斯曾多次宣稱：我們既不會和蘇聯人一起去反對希特勒，也不會和希特勒一起去反對蘇聯人。【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