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為維希政權與納粹德國效勞的知識分子
慕尼黑協議並沒有帶來張伯倫之流所叫嚷的“千年和平”。正當西方民主國家的公眾沉迷於和平的幻覺、麻木不仁地輕歌曼舞時，納粹德國卻調兵東進，向波蘭開刀。1939年9月1日，淩晨4時45分，納粹德國出動大批陸、空軍兵力，分三路突然襲擊波蘭。9月2日，達拉第明確宣布，法國準備通過“平心靜氣的談判”和平解決衝突。在遭到希特勒的拒絕後，法國被迫於9月3日下午5時向德國宣戰。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法國全國上下群情激昂的話，那麼，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二戰初期的法國士氣異常低落。而且，舉國上下很難理解進行一次新的世界大戰的必要性。其中，絕大多數法國知識分子也同樣如此。從根本上說，右派知識分子由於意識形態上的原因，不願同納粹德國打仗。他們讚美希特勒的富有效率的極權統治，並同他一起蔑視腐敗無能的民主製度。早在大戰爆發前夕，已從社會主義者蛻變為法西斯主義者的馬塞爾·戴阿就在《勞動報》（Tra Vail）上以《為什麼要為但澤而死？》為題發表社論，並稱主張為但澤去死的法國人是“傻瓜”。當大戰爆發之際，頗有文學才華、但具有法西斯主義傾向的青年作家、《我無所不在》報的著名撰稿人呂西安·勒巴泰（Lucie N Rebatet）【17】則更是這樣寫道：“戰爭已被最可憎的猶太人和蠱惑人心的政權中那些最可憎的小醜們發動起來了……現在再次要我們去拯救共和國，而這個共和國比1914年的那一個（共和國）更壞……不，我絲毫不仇恨希特勒，但我痛恨所有那些導致希特勒勝利的法國政治家。”【18】與此同時，有相當多的法國右翼知識分子認為，納粹德國是此時歐洲唯一能夠抵禦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所代表的共產主義“擴張”的力量，或曰最後一道“防線”。
而左派知識分子盡管鄙視甚至厭惡希特勒的極權統治，卻也不願同德國打仗，不願同任何其他國家打仗。因為他們熱衷於和平主義。這種和平主義是從一戰結束以來在公立學校裏培養起來的一種深刻的信仰，它認為所有的戰爭都是罪惡，都是對人類及其財富和道德的毫無意義的破壞與毀滅，因此，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加以避免。這種絕對的和平主義的突出代表無疑首推阿蘭。如前所述，阿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奔赴前線作戰，由此親身感受到戰爭的殘酷。而經他指導於1913年從著名的亨利四世中學考入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54名學生中，竟有28人在一戰中陣亡，這一悲劇更使他對一切戰爭深惡痛絕。由此，阿蘭在大戰結束之後，始終致力於各種和平主義運動，包括積極支持阿裏斯蒂德·白裏安（Aristide Briand）【19】的法德和解政策。毋庸諱言，阿蘭在30年代的反法西斯運動中也相當活躍。然而，在他看來，和平主義與反法西斯主義，尤其是反國外的法西斯主義之間似乎存在著一些矛盾。故此，為了避免過於刺激納粹德國，為了不讓希特勒有發動戰爭的口實，阿蘭往往把反法西斯的重點放在國內的法西斯上。例如，1935年7月11日，他在即將向在巴黎舉行的一次群眾集會發表演說時，曾向一位社會黨報刊的記者明確表示，應當在演說中少談談外部法西斯的威脅，多談談內部法西斯的威脅。【20】顯然，以阿蘭及其追隨者所代表的這種“和平主義”極大地削弱了此期法國反法西斯運動的積極作用，尤其是使這一運動在反對納粹德國之類的外部法西斯的侵略擴張活動方麵表現乏力。
1939年9月初交戰雙方互相宣戰之後，隨之而來的卻是“奇怪的戰爭”。由於英法對德“宣而不戰”，從1939年9月3日到1940年5月9日，西線幾乎沒有出現過像樣的軍事行動。故此，西方報刊當時的相關報道幾乎天天都是“西線無戰事”。長期的“奇怪的戰爭”使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法國人普遍感到，和平隨時都有可能實現。防守在馬其諾防線後麵的法國士兵因無所事事，百無聊賴。為此，政府和軍方采取了一些措施，在軍營建立娛樂中心，派劇團演出，放映電影，安排軍人休假，還由總理為這些部隊分發了一萬個足球。官兵們在前線跳舞、踢球、打撲克、曬日光浴，借此打發時光。
此時在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史中值得注意的事是，由於《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和法共在共產國際的壓力下奉行與納粹德國親善的策略，使法共受到了政府的嚴厲打擊，被迫轉入了地下。與此同時，許多法共知識分子對蘇聯與納粹德國簽約及法共對納粹德國親善的做法感到不可理解。如保爾·朗之萬曾私下裏對其親友表達了自己的困惑。如果說，當時大多數法共知識分子對本黨在對德政策方麵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而感到茫然不知所措，那麼，也有一批法共知識分子則選擇了與法共的決裂。後一類法共知識分子最突出的代表就是保爾·尼讚（PauLNizan）【21】。尼讚是一位畢業於巴黎高師的頗具才華的青年作家。他曾宣稱信奉馬克思主義，並在自己的作品中以銳利的筆鋒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陰暗麵，斷言剝削製度正在崩潰。在其寫信給法共中央的領導人之一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表示與法共決裂前，尼讚還擔任著法共主辦的《今晚報》國際事務欄目的負責人。在尼讚等原法共知識分子宣布脫黨後，已從自己正在服役的部隊“脫逃”至蘇聯的法共領導人多列士曾於1940年3月21日在共產國際的刊物上撰文《釘在恥辱柱上的叛徒》，指責退黨的知識分子黨員是“機會主義者”、“野心家”、“敗類”。更有甚者，他還在文中痛斥尼讚是“怯懦而卑鄙的警察局的耳目”。戰後初期，為了給其共同的同窗好友洗刷汙名，薩特與雷蒙·阿隆曾在1947年3月給法共寫了一封公開信，對法共，尤其是法共的大作家阿拉貢指控尼讚是叛徒提出抗議：“人們閉口不談尼讚，他是同代人中最有天分的作家之一，1940年被德國人殺害。誰也不敢談論他，仿佛想把他第二次埋葬。然而，在政界，某些人悄悄說他是個叛徒。阿拉貢向我們當中的一個說尼讚向內政部提供了共產黨活動的情報……而據我們所知，共產黨人不能責備尼讚在1939年德蘇簽訂協議時脫黨。對這件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是純政治事務，我們無意作出評價。但當有人拿不出證據卻指控他告密時，我們不能忘記他是位作家，在鬥爭中犧牲了，維護他的名聲是我們作家的義務。”【22】盡管如此，路易·阿拉貢在其創作於1946-1951年的六卷本長篇小說《共產黨人》中，仍通過一個名叫帕特裏斯·奧爾費拉（Patrice Orfilat）的人物，把尼讚醜化為是一個打入法共知識分子中的警察局的密探。不過，到了60年代，法共顯然取消了這一說法，其證據是，在60年代新出的《共產黨人》修訂版中，奧爾費拉這一人物“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