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參加抵抗運動的知識分子
二戰期間，與維希法國相對的，還有一個抵抗的法國。就在法國處於“山河已經破碎，民族存亡未卜”的緊急關頭，戴高樂，一位戎馬生涯平淡無奇、政治上默默無聞、僅在軍界小有名氣的普通準將，於6月18日在倫敦通過英國廣播公司向法國人民發出著名的“六·一八號召”，莊嚴宣告：“無論發生什麼事，法國抵抗的火焰不能熄滅，也絕不會熄滅。”“六·一八號召”表明戴高樂第一個高舉起了爭取民族獨立的旗幟，號召向納粹德國和賣國政府進行公開的抵抗。戴高樂在豎起反對德寇侵略、維護法蘭西民族的義旗之後，即在倫敦積極籌建法蘭西民族委員會，組織武裝力量，使倫敦成為當時法國國外抵抗力量的一個重要基地。一批又一批的法國愛國誌士冒著生命危險，想方設法投奔戴高樂以報效祖國，其中不少是作家、記者、律師等知識分子。在艱難的抵抗鬥爭中，戴高樂的政治威望不斷提高，“自由法國”運動在日益壯大。與此同時，法國國內的抵抗運動也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開始，並經曆了由自發到自覺、由單個的分散行動到逐步的有組織的行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法國國內形成了一些大的抵抗組織或運動。這些組織或運動多以其出版的報刊命名，其中北部地區主要有五個抵抗組織：“保衛法國”、“解放”、“抵抗”、“解放北方”、“軍政組織”。南部地區主要有三個組織：“解放南方”、“戰鬥”、“自由射手”。這些運動或組織的成員包括各個社會階層的人士，但起主導作用的是知識分子，如教授、記者、律師、科學家、大學生，等等。在此還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抵抗運動也行之有效地把各種類型的左翼知識分子整合在了一起。具體而言，積極投身抵抗運動的既有組織紀律性強，並開始表現出罕見的愛國精神的共產黨人，又有關心個人自由和民族獨立的基督教徒，既有用《人權宣言》反對踐踏人權的極權製度的自由派民主主義者，又有視抵抗運動為革命的初始階段的革命者。
法國知識分子在抵抗運動中的鬥爭方式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拿槍的與拿筆的。當然也有一些知識分子是一手拿槍，一手拿筆。第一類知識分子大多參與了遊擊隊。他們除了在深山野林中神出鬼沒與敵人周旋以打擊其有生力量外，還從事各種各樣的地下活動，如收集情報，破壞敵人的軍事設施和生產設施，張貼標語，散發揭露侵略者謊言的傳單與報紙，幫助被德軍抓捕的人（包括受迫害的猶太人）逃出集中營。如作為左派文學先鋒的著名作家安德烈·馬爾羅就化名伯爾瑞上校，積極參加抵抗鬥爭，並組織了由他本人擔任隊長的阿爾薩斯-洛林遊擊隊，勇敢地向敵人四處出擊。又如法國一代史學宗師、年鑒學派的兩大奠基人之一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38】在因為戰爭而被迫放下巴黎大學經濟史講座的教鞭之後，也無所畏懼地拿起了武器，走上了抵抗法西斯的道路。1944年6月16日，這位年近六旬、兩鬢已經斑白的史學大師被捕後，在裏昂北郊為國捐軀。
第二類知識分子則同樣勇敢地以自己手中的筆作為武器，創作反對納粹德國與維希政權的作品，秘密發行，給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法國人民以極大的鼓舞和希望。羅曼·羅蘭雖然年事已高，病魔纏身，但他仍不顧病重，爭分奪秒地完成了上下兩卷的《佩居伊》。羅曼·羅蘭寫作此書的主要意圖，並非純粹為其老友立傳，而是想借助佩居伊這位在一戰初期犧牲在抵抗德國入侵的戰場上的愛國者的形象，鼓舞法國人民克服因潰敗而產生的悲觀失望的消極情緒，振奮起來，同入侵祖國的德寇展開鬥爭。在20年代後期信仰馬克思主義並加入法國共產黨的著名的超現實主義詩人路易·阿拉貢在二戰期間連續發表了《斷腸集》（Le Crèvecur，1941）、《格雷文蠟人館》（Le Musée Grévin，1942）、《法蘭西早晨的號角》（LaDiane fran？aise，1945）等詩集，詩人在這些地下出版的詩歌中吸取了民歌的特點，音韻響亮，節奏鮮明，令人振奮，從而使自己的這些充滿著愛國主義熱情的詩篇在當時家喻戶曉。另一位當年亦積極參與超現實主義運動的著名詩人艾呂雅在1942年再次要求加入法共，並積極投入地下抵抗活動。與此同時，他還用自己那些膾炙人口的詩篇去鼓舞國人的鬥誌。大戰期間，艾呂雅的詩集《詩與真理》曾由英國皇家空軍的飛機空降散發到各遊擊區，其名篇《自由》即收在這本詩集中。
戰爭初期在馬其諾防線糊裏糊塗地做了德國人俘虜的薩特（Sartre）在過了10個月的戰俘生活，獲釋回到巴黎後，也投入了抵抗運動。他和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波伏瓦（Beauvois）等人在知識分子中間組織了一個名為“社會主義和自由”的團體，打算收集情報，散發傳單和宣傳品，為了爭取支持，他們甚至與法共進行了接觸。但由於法共不信任這個知識分子的政治團體，不願意與其合作，使這一組織的發展受到了挫折。但是，薩特的抵抗運動並未到此為止。1943年初，他參加了全國陣線的一個外圍組織全國作家委員會（Comité nationaLdes écrivains），並開始給法共領導的地下刊物《法蘭西文學報》撰稿。應當說，麵對德寇鐵蹄的蹂躪，薩特最有力的，也是唯一產生實際成效的抵抗形式就是創作。他在這一期間創作了許多作品，甚至在戰俘集中營裏，還編演了一出神秘劇《巴裏奧納》（Bariona，ou le Fils du ton-nerre）。該劇的情節是虛構的基督誕生的故事，但是，透過其神秘的宗教外衣，人們可以領會到，它是在號召人們團結起來進行抵抗。薩特在二戰期間最具有現實意義、影響最大的是他根據古希臘悲劇改編的現代劇《蒼蠅》（Les Mouches）。該劇劇本於1943年4月出版，6月首演。薩特在《蒼蠅》中賦予自己的“絕對自由說”以積極的現實意義，即人民應當維護自己的自由的權利。當維希政府要法國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年邁的貝當建立的“新秩序”時，薩特卻通過其作品號召人們保持尊嚴，進行抵抗：“一旦自由在一個人的靈魂裏爆發威力，神祇對他也無能為力了。”他讓他的主人公俄瑞斯忒斯起來反對全能的神，讓俄瑞斯忒斯叫道：“朱庇特，你是眾神之王，石頭和星星之王，海濤之王，但你卻不是人類之王。”【39】《蒼蠅》所帶來的後果是不難想象的：一方麵，納粹當局以強製手段予以禁演；另一方麵，它的影響擴散開去，不僅極大地鼓舞了法國人民的鬥誌，而且為薩特帶來了巨大的聲譽，為他在戰後一躍成為法蘭西知識界抵抗運動的代表和他們的精神領袖奠定了基礎。
以《局外人》一舉成名的阿爾貝·加繆（AlberTCamus）在1943年年底到巴黎定居後，即成為抵抗運動的同情者。1944年初，他相繼在抵抗組織“自由射手”的地下刊物《自由評論》（LaReVue libre）和《解放手冊》（Les Cahiers de lALibération）等雜誌上以《給一位德國友人的信》為題發表了四封信。他在信中毫不含糊地談到了抵抗運動鬥爭的合理性，預期了鬥爭的勝利。不久，他在其好友帕斯卡爾·皮雅（PascaLPia）【40】的介紹下，進入了地下報紙《戰鬥報》（Combat）編輯部。這份報紙是抵抗組織“戰鬥”的機關報。皮雅是《戰鬥報》的負責人，同時也是由“戰鬥”、“解放”、“自由射手”聯合組建的新抵抗運動組織的總書記。由此，加繆明裏是伽利瑪出版社的審稿員，暗裏是《戰鬥報》的編輯。這也就意味著他已由一個抵抗運動的同情者變成一個真正的抵抗運動戰士。
另外，薩特在巴黎高師時的同窗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二戰期間也積極投身於抵抗運動。1940年6月24日，阿隆拋妻別女，隻身前往英國。一到英國，他就迫不及待地投身於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國”運動。在當了數月的裝甲部隊軍需官後，阿隆從9月起致力於創辦“自由法國”的機關刊物《自由法國》（LaFrance libre）雜誌。在阿隆的主持下，《自由法國》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發行量頗為可觀。這一驕人業績的取得，除了阿隆主持筆政有方之外，還與他親自撰寫的大量社論或專欄文章有著密切的聯係。阿隆在這些文章中分析清澈、準確、嚴謹。有關言論不僅極大地鼓舞了“自由法國”抵抗戰士的鬥誌，而且對英美兩國的高層人士也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41】
此外，筆者認為有必要指出，如果說上述法國知識分子對納粹德國及其在法國的傀儡政權——維希政府從一開始就采取鮮明的反對立場，其在二戰期間的表現亦前後一致的話，那麼，在此時期的法國，亦有一小批後來投身於抵抗運動的知識分子在維希政權上台之初即對之寄予厚望，並因此成為貝當鼓吹的“民族革命”的推動者。毋庸諱言，他們在戰爭初期與後期的表現可謂是判若兩人。這類知識分子可以著名的《精神》雜誌主編艾瑪紐埃爾·穆尼埃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