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的法國知識分子
二 知識分子與阿爾及利亞戰爭
阿爾及利亞自淪為法國殖民地以來，一直被視為法國本土的延伸，與法國本土有著密切聯係。在阿爾及利亞居住著大批的法國移民，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有著巨大的殖民利益。1954年，這裏爆發了反對法國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武裝起義。法國政府當即派兵鎮壓，釀成了一場舉世矚目的戰爭。阿爾及利亞戰爭很快成為第四共和國後期的政治危機的根源，從1954年11月到1958年4月，短短幾年內有六屆內閣先後因阿爾及利亞問題倒台。與此同時，圍繞著這一舉國上下共同關心與討論的主題，各種罷工、示威、反戰集會，甚至暗殺、行刺、綁架事件此起彼伏。各派政治勢力采取了多種手段以表明自己的態度，並希望以此改變政府對這一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
阿爾及利亞戰爭不僅是戰後法國曆史上的重要事件，在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運動中也是一件大事。圍繞對阿爾及利亞戰爭的不同態度，知識界得到了最充分的動員。各派知識分子積極利用報刊雜誌和對手打筆仗，通過發表宣言和請願等方式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他們還成立了各種團體試圖幹預阿爾及利亞戰爭。法國知識分子在這個時期政治參與程度之廣、持續時間之長、內部爭論之激烈，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曆史時期。法國史學界將這個時期知識界的活動稱為“文字之戰”（bataille d'écrire），【10】史學家西裏奈利稱之為“請願書之戰”（guerre de pétition）。【11】這種知識界的充分動員在戰後西方國家的曆史上也是不多見的，比美國國內的反對越南戰爭的運動爆發更早。也正因為如此，較為深入地探討“法國知識分子與阿爾及利亞戰爭”這一問題，對於我們認識戰後法國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與作用至關重要。
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有許多知識分子出於人道主義的立場，反對這場戰爭。這些人道主義知識分子是法國知識界反戰運動的主力，主要代表人物有著名作家莫裏亞克、加繆、《精神》雜誌主編讓-瑪麗·多梅納克、著名記者克洛德·布爾代（Claude Bourdet）【12】等。
1954年11月，阿爾及利亞的民族主義組織“民族解放陣線”（FronTde libératioNnational簡稱FLN）發動反對法國殖民統治的武裝起義，孟戴斯-弗朗斯政府火速派去增援部隊，試圖粉碎“民族解放陣線”的反抗。曆時8年的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而當時的法國知識界主流並沒有意識到戰爭政策的嚴重性。人道主義知識分子首先起來進行“介入”。戰爭爆發當月，多梅納克就在《精神》雜誌上發表了名為《這是一場阿爾及利亞戰爭嗎？》的文章【13】，提請法國社會注意阿爾及利亞的局勢。幾乎與此同時，親身經曆過納粹集中營的布爾代在《觀察家》雜誌上發表了名為《你們是阿爾及利亞的秘密警察》的文章，將殖民當局比作蓋世太保，認為這是殖民集團勾結法國統治階級發動的暴行，而作為決策者的孟戴斯-弗朗斯要對曆史和輿論負責。【14】莫裏亞克也在《快報》上發表文章，響應布爾代的觀點，認為法國之所以成為殖民者是因為它代表著傳播人類文明的使命，而現在法國殖民當局卻扮演了劊子手的角色，使法國的形象蒙受了恥辱，敦促法國政府盡快放棄武力。【15】
1955年11月，在人道主義知識分子群體的倡導下，法國反戰知識分子組建了“反對在北非進行戰爭行動委員會”（LAComité d'actioNdes intellectuels contre le poursuite de le guerre eNAfrique du nord）並在《快報》和《世界報》這兩份法國當時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上發表了請願書，表明他們的宗旨是：“采用所有認為是道義出發的方式，並且認為可以采取行動的所有領域中采取行動，以結束阿爾及利亞戰爭。”【16】除了莫裏亞克、布爾代等人之外，參加簽名的著名知識分子還包括羅歇·馬丹-杜加爾、弗雷德裏克·約裏奧-居裏等。該委員會向法國政府提出三項要求：“停止鎮壓”、“取消海外和國內存在的種族歧視”和“開始進行談判”。【17】隨著局勢的發展，委員會於1956年3月再次向居伊·摩勒政府發出呼籲：“放棄任何暴力和單方麵決定的政策，不能再采取任何拖延的方式，盡快與阿爾及利亞的戰士們進行停火談判。”【18】
這些知識分子對人道主義價值的維護可謂非常堅決徹底。1957年5月28日，“民族解放陣線”屠殺了同情溫和民族主義者的梅路沙村的所有男性居民，委員會立刻發表宣言同樣進行了譴責：
看到法國方麵破壞了人的基本權利和一些道德和法律的原則，人們開始發動了一場正義的反抗法國的抵抗運動，但是，“民族解放陣線”的領袖和民族解放軍的領袖也應該意識到他們自己的職責，並將其公開於眾。有係統地加強暴力、用暗殺作為政治鬥爭的手段，殺害法國和穆斯林公務員，他們不僅僅欠下了很大的道德債務，而且他們在政治上背離了他們反抗的理由，導致這場殘酷而不幸的衝突能夠得到合適的解決變成不可能的事情。因為，顯而易見的是用暴力將減弱談判的機會，使人的靈魂蒙上了汙垢，促使這場戰爭變得無休止，而且更加殘忍。【19】
在1952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裏亞克對法國殖民地民眾的生存狀況一直十分關注，他在獲獎之後利用自己的聲望，於1953年和一些知識分子組建了法國-馬格裏布委員會並擔任主席，在《快報》開辟專欄批評法國的殖民政策。在遭到北非殖民軍指揮官朱安元帥的責難後，莫裏亞克公開回應道：“元帥先生，正義是法國在北非唯一能夠實行的政策，難道我們這樣認為錯了嗎？很多國家領導人，而且還是地位相當高的領導人、將軍、外交家，還有很多殖民者，都同意我們的意見。在這裏，基督徒的良知和政治上的明智融為一體。這種明智使我們深深領悟到了您帶著微笑說的那句話：心靈的強製遠比政治上的強製對人更有威力。”【20】
阿爾及利亞問題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困擾著加繆，作為生長在阿爾及利亞的作家，加繆熱愛這片土地，把它視為故土，視為創作永不枯竭的源泉。出於對當地穆斯林的苦難的了解，他堅決反對法國殖民當局的殘酷統治，但作為法國人，他又想維護法國的利益，為了法國的尊嚴，他反對穆斯林過火的武裝鬥爭，所以曾發表過“致阿爾及利亞好戰者的公開信”，勸他們妥協。加繆的下述表白清楚地反映了他內心的矛盾。他說：“我年輕時就麵對阿爾及利亞的不幸，而且提出了許多警告。我早就知道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責任，但我卻不能同意那種保留或繼續壓迫的政策。我也早就注意到阿爾及利亞的現狀和事實，我當然也反對一種讓步政策，因為讓步隻有把阿爾及利亞置於一種更大的不幸之中，把在那裏的法國人和他的祖國連根拔離。”【21】在加繆看來，法國殖民者壓迫阿爾及利亞人民不對，阿爾及利亞人采取暴力反抗和鬧動亂，要驅趕“黑腳杆子”（pieds-noirs）【22】也不對。加繆希望雙方都要有節製，當勸說無法平息雙方的鬥爭時，加繆又積極提出改革方案，即給予阿爾及利亞人以賠償，又要維護法國在那裏的統治利益。他一方麵指出，法國無疑要對阿爾及利亞人民作出重大的賠償，同時卻又認為，獨立的要求是阿拉伯人的要求中“不合理的”一部分，“是出於感情用事”，認為承認獨立就等於把阿爾及利亞交給最殘暴的暴亂集團去統治，換言之，就是驅逐在阿爾及利亞居住的120萬歐洲人，而使數百萬法國人遭受侮辱。1957年12月，當加繆前往斯德哥爾摩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曾公開地宣稱：“我相信正義，但我把母親置於正義之前來維護。”【23】由此可見，不管加繆本人自覺與否，他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還是站在法國利益的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