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的法國知識分子
三 60年代法國知識界的演變
1958年5月13日發生在阿爾及爾的“五·一三”叛亂事件敲響了第四共和國的喪鍾。當法國陷入因曠日持久的阿爾及利亞殖民戰爭而觸發的嚴重危機，麵臨著軍事叛亂和內戰威脅的緊急關頭，隱退政壇12年之久的戴高樂東山再起，擔任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末任總理。戴高樂上台伊始，即著手埋葬第四共和國，建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1959年1月正式付諸實施的第五共和國體製標誌著法國戰後史上一個重大轉折。在此之後，法國的政治格局、社會經濟生活、國際地位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而隨著這種大環境的變化，法國知識界也處於演變過程之中。
前已述及，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蘇聯對匈牙利的武裝幹涉……50年代後期的一係列政治事件導致了法國相當多的知識分子改變了對共產主義和蘇聯的看法，其中的一些人甚至在哲學上去反對存在主義和人道主義。他們當中不少人認為，他們一度頂禮膜拜的紅色蘇聯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領頭羊之所以讓人們看不到光明和希望，很大程度上得歸因於其誇大和膨脹了一種意識形態上墮落的主體性。又由於這些法國知識分子進一步把這種主體性歸咎於人道主義，因此，薩特的存在主義這一大肆渲染人道主義的主體性哲學在肅清“人道主義意識形態”的潮流中受到了有力的挑戰。人們不再執迷於喋喋不休的乏味的人道主義和政治說教，曾經風靡全法的存在主義思潮由此開始衰落。
在這一過程中，一些知識分子出於對主體性、意識形態和斯大林主義的失望，脫離了在政治上更具轟動效應的文學與人文科學，躲進幽靜淡泊的書齋，潛心於一些明顯不具意識形態色彩的“科學”主題的研究。人種學、語言學等學科開始逐漸地成為顯學。福柯後來在一次談話中曾回顧了當時的情況：“人們突然地、沒有明顯理由地意識到自己已經遠離、非常遠離上一代了，即薩特和梅洛-龐蒂的一代，那曾經一直作為我們思想規範和生活楷模的《現代》期刊的一代。薩特一代，在我們看來，是一個極為鼓舞人心和氣魄宏偉的一代，他們熱情地投入生活、政治和存在中去，而我們卻為自己發現了另一種東西，另一種熱情，即對概念和我願稱之為係統的那種東西的熱情。……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就這樣又重回到17世紀的觀點，但有一個如下的區別：我們不是用人，而是用無作者思想，無主體知識，無同一性理論來代替神。”【39】
值得一提的是，福柯曾在另一場合談到其青年時代的文化背景時，這樣說道：“我屬於這樣的一代，當我們還是大學生的時候，我們都是被馬克思主義、現象學和存在主義所標誌的一種視域所限製。所有這些事情當然是極端有趣和激發人心的，但是，它又在經過一段時刻以後促使我們感受到一種窒息，並產生試圖觀看界限以外的事物的強烈欲望。我就像當時的哲學係學生一樣，同傳統和當時流行思潮的斷裂，主要來自於塞繆爾·貝克特（SamueLBeckett）【40】的《等待戈多》。正是這本書使我們在窒息中重新大口地呼吸。然後我進一步閱讀布朗肖【41】、巴塔伊【42】和新小說派的阿蘭·羅伯-格裏耶（Alain Robbe-Grillet）【43】以及布托爾（MichaeLButor）【44】、巴特【45】和列維-斯特勞斯。所有這些人，都是相互區別的，而我也並不想要全部地吸收他們。但可以說，他們是我們那代人同傳統形成斷裂的重要中間人物。”【46】那麼，福柯所說的“斷裂”（rup-ture）意味著什麼呢？主要是意味著同一切“主體哲學”的斷裂。誠如有學者捐出的那樣，正是上述各個思想家和作家們，帶領福柯那一代人，走出主體哲學和意識哲學的範圍，在語言論述和權力網絡相互傳說的社會文化曆史和現實的結構中，不斷地破解傳統主體的形構密碼以及基本原則。【47】
顯然，在這一時期，原有的意識形態界限似乎已經不像前一階段那樣涇渭分明、非此即彼了。為此，呂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48】甚至宣稱，讓·皮亞傑（Jean Piaget）【49】的心理學完全能夠同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諧共存。以《精神》雜誌為陣地的人格主義的天主教徒開始嚐試將自己的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學說協調起來。
更值得注意的是，當法國步入60年代之後，許多法國知識分子已認識到，60年代的法國是一個在許多方麵同50年代有質的不同的新法國。一些人將其稱為“富裕社會”、“消費社會”，另一些人將其稱為“後工業社會”、“技術社會”。不管如何來稱謂，這一新法國的發展在許多方麵都已經或將要超出以往思想家們的設想和預測。因此，對於法國知識分子來說，極有必要重新審視那些自己當年衷心服膺過的理論與學說，或者整個拋棄它們，或者徹底修改其中已經陳腐、過時的部分。沒有人聲稱已經窮盡了對於新情況的認識，也沒有人敢於斷言，別人的理論完全是一堆糟粕。馬克思主義者、存在主義者、人格主義的左翼天主教徒以及後來的結構主義者，都在熱烈地宣傳自己的觀點，同時也仔細傾聽別人的看法，比如說在當時的左翼知識分子中形成了兩大理論研究中心，其一為由薩特領銜的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其二為由亨利·列斐伏爾等人組成的包括許多被法共開除或自行脫黨的知識分子的理論團體，該團體以自己創辦的雜誌《論證》（Arguments）的名稱命名。應當說，這兩大派別在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上都存在著嚴重的分歧，但是在已經消除了“意識形態恐怖”的此時，雙方都能以平等的、說理的方式與對方進行認真的探討。因而也都從對方獲得了不少有益的思想材料。
對此，後來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阿爾杜塞曾深有感觸地說：“教條主義的終結帶來了真正的研究自由。”【50】不僅如此，阿爾杜塞還在其成名作之一《保衛馬克思》中宣稱：對斯大林主義的“教條主義”的批判，一般說來被共產黨人知識分子當作“解放”來體驗。【51】此語清楚地表明，“意識形態恐怖”的消除和教條主義的“終結”，對法共知識分子尤其具有重要的意義。在這方麵，阿爾杜塞本人在60年代一躍而為法國思想界的明星的經曆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