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的法國知識分子
六 知識分子與1968年“五月風暴”
1968年的“五月風暴”，可以說是戰後法國曆史上和大革命的情勢最為相似的事件。短短一個月之內，一場大學校園內學生針對校方的抗議活動，引發了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反應，蔓延到全社會。首先是法國高等教育完全癱瘓，緊接著社會各階層都卷入罷工浪潮，正常社會生活幾乎停止，最後，蓬皮杜政府在各派反對力量圍攻下陷入危機，戴高樂神秘失蹤。而這一切又在戴高樂的廣播講話後戛然而止，社會政治生活又恢複了正常運作。
在事件發展的進程中，法國知識界是積極的參與者和推動者。高度政治化的大學生和青年教師組織了以“三·二二運動”（Le Mouve-menTdu 22 mars）、“革命共產主義青年”（Jeunesse Conuuniste Révolutionnarie）、“馬克思列寧主義青年”（Jeunesse Marxiste eTLénine）等極左派學生組織，直接引發了“五月風暴”。事件爆發之後，以薩特為代表的知識界主流力量對學生運動采取了支持的態度，並且積極投身於抗議的行列之中。事件後期，各文化部門也舉行了罷工，和其他部門的罷工相呼應，將“五月風暴”推進到社會危機的階段。鑒於這一時期在戰後法國知識分子史上非常重要，頗有必要詳加探討。
在我國，這一於1968年5月發生在法國的事件多被稱之為“五月風暴”。眾所周知，“五月風暴”的鬥爭之火首先是在大學裏點燃的。是年3月22日，警方在巴黎逮捕了6名被懷疑因反對越南戰爭而向美國在法產業投擲炸彈的學生，引起了巴黎大學農泰爾文學院（今巴黎第十大學）學生的廣泛抗議。就在當天，在社會學係三年級德裔猶太學生丹尼爾·科恩-邦迪（DanieLCohn-Bendit）【104】的鼓動下，142名學生占領了學院的行政大樓，並發表《142人宣言》。“三·二二運動”揭開了“五月風暴”的序幕。【105】5月2日，由於以科恩-邦迪為首的幾十個極左派大學生強行阻止政治觀點右傾的法國著名史學勒內·雷蒙（René Rémond）【106】教授上課，政府下令關閉該學院。次日，巴黎大學學生開會，抗議當局鎮壓學生運動。許多其他大學的學生（包括農泰爾文學院的學生）湧向索邦校園參加集會。巴黎大學校長害怕發生騷動，請來警察驅散校園裏的學生。雙方展開激烈的搏鬥，許多學生被捕，巴黎大學宣布關閉。然而，學生們並沒有屈服，他們走上街頭舉行抗議示威。運動由大學擴展到公立中學。5月10日，學生們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要求巴黎大學複課，釋放被捕學生，警察撤出拉丁區。夜間，學生們築起街壘，和警察發生激烈衝突，不少學生被捕入獄。這一夜被稱為“第一個街壘之夜”。5月中旬，衝突從大學生轉向社會，鬥爭出現高潮。5月13日，法國工人舉行全國總罷工，聲援巴黎大學生。是日，工人、學生、教師等共80萬人在巴黎舉行了法國自二戰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群眾性遊行。在短短的四五天中，全國總計有1000萬人參加鬥爭。整個法國處於癱瘓。工廠停工，商店罷市，銀行、郵局關門，通訊中斷，交通停頓，甚至連法新社、法國廣播電視公司的職工也加入了罷工的行列。5月24日，在戴高樂發表廣播講話之後，對講話內容頗感失望的人們又走上街頭和防暴警察發生激烈衝突，出現了第二次流血的“街壘之夜”。同時，社會危機公開發展成為政治危機。不少政治派別均試圖取戴高樂政權而代之。5月底，一度神秘“失蹤”的戴高樂在得到軍方人士的支持保證後，采取強硬對策，“五月風暴”逐漸平息。
“五月風暴”是第五共和國潛在危機的總爆發。在這場表麵上看似突如其來的事件中，法國的各派知識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識分子照例作出了自己的反應。
薩特從一開始就完全支持學生運動。5月8日，薩特與波伏瓦等人發表宣言，號召所有勞動者和知識分子“在道義上和物質上支持大學生和教師們發起的鬥爭運動”。5月10 日，他又同列斐伏爾、拉康、安德列·高茲（André Gorz）【107】、莫裏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等人發表宣言，向“用一切手段擺脫異化秩序的大學生們”致敬，認為這場學生抗議運動是要努力避免社會的“異化了的製度”，而不隻是涉及大學改革。5月12日，薩特在接受盧森堡電台采訪時，態度鮮明地表示：“在我們這些畸形的西方國家，左派唯一的反抗力量隻有學生，我希望不久後能變成全體青年。這種反抗的力量是強烈的，因為左派從根本上講具有強大的力量，既然人們用暴力對待它，那它出來還擊沒有其他選擇……青年人具有共同的特征，我們為他們提供的社會，已經是一個完全破產的社會。對他們來說，真正的問題在於，找到把自己鬥爭與勞動階級的鬥爭整合起來的方法，雖然動機不盡相同，但其實雙方從事的卻是同種性質的鬥爭。”【108】
5月20日，應“大學生文化風潮中心”之邀，薩特親自來到索邦，向學生們發表演講。由於前來聽薩特發表演講的學生實在太多，寬敞的階梯教室早已擠得水泄不通，組織者隻得在廣場上架設高音喇叭。同日，薩特還會見並鼓勵科恩-邦迪說：“你們（比工人階級）更有想象力。我們在索邦牆上的標語口號中可以看出你們的方式。你們創造了一些東西，令人吃驚，非常有震撼力。它拒絕我們今日社會所曾做過的每一件事情。我將它稱之為可能性的延伸。”【109】
“五月風暴”最使薩特感到振奮的是，一度失勢的存在主義竟在“五月風暴”過程中重新發揮出巨大的影響力。而薩特早在8年以前發表的《辯證理性批判》也被說成是驚人地預示了“五月風暴”中發生的許多事情。顯然，也正是由於這一原因，薩特在此時期被推崇為造反青年的精神導師，而薩特式的存在主義亦被奉為指導青年造反活動的思想理論基礎。
“五月風暴”過後，薩特還在不斷嚐試用自己的哲學思想總結這場運動。1969年，他在會見記者時指出，“五月風暴”告訴人們，革命在發達社會內有可能爆發。他認為“五月風暴”缺乏一個能指導革命同時又不窒息其成員的創造性的政黨的領導，這是一場沒有政治革命的文化革命，所以，它必然失敗。然而，正是通過反對異化和要求自治的鬥爭，它揭示了發達社會的矛盾和局限性。薩特後來在《七十歲自畫像》中又總結道：“‘五月風暴’是第一個暫時實現了某種與自由相近的東西的大規模社會運動，從這一點出發，這個運動曾努力探求什麼是行動中的自由。”薩特甚至也深信“五月風暴”及其結果是對他在《辯證理性批判》中提出的自由學說的某種確證。“歸根結底，在街壘上造成六八年五月事件的那些人要求的是什麼呢？他們什麼也不要，至少不要求政府可以讓給他們的任何明確的東西。這就是說，他們要求一切：要求自由。他們不要求政權，他們沒有試圖奪取政權，因為今天對於他們，對於我們來說，需要消滅的是使得行政權力成為可能的那個社會結構本身。”【110】
在“五月風暴”中，一度對政治有所厭倦的法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重新政治化。像拉康的女兒、毛主義左翼無產階級運動的主要代表朱迪絲·米勒（Judithe Miller）等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在事件中都極為活躍。與此同時，法國的結構主義在取代存在主義方麵受到了重創。由於結構主義力圖以結構取代個人，以知命知足取代對自由的追求，以“中庸之道”取代革命鬥爭，以熱衷於純理論思辨取代社會實踐，因此，就政治維度而言，它是一種保守的世界觀。所以，當著革命風暴到來的時候，它就必然讓位給政治上呈激進主義的存在主義。
對此，列維-斯特勞斯曾經悲觀地把“五月風暴”看作是結構主義的喪鍾和“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勝利。他說，“在1955年至1968年期間，出現了一次大浪潮，被稱為結構主義的思潮成為時髦的東西。後來，顯然是由於1968年的一係列事件，厭倦之感繼之而起。”他在1969年12月31日的《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上寫道：“在法國，你知道，結構主義不再時髦了，一切客觀性都被拋棄了，青年人的立場符合於薩特的立場。”【111】
在“五月風暴”期間，雷蒙·阿隆扮演的角色有如“麵對1848年革命的托克維爾”，頭腦清醒，判斷準確，見解深刻。他先是在《費加羅報》上發表了許多相關的評論文章，繼而又出版了一本與此有關的著作《難覓的革命》（LaRévolutioNi NTr o u Vab Le）【112】。在《難覓的革命》中，阿隆首先對引發了這場大動亂的大學危機進行了剖析。阿隆認為，這場大學危機既是大學生人數激增引起的高等教育體製的危機，又是法國“失望的公民”和“不屑一顧的治國者”之間愈來愈脫離所造成的消費文明的危機。阿隆雖未排除“五月事件”最終會促成具有積極意義的改革的可能性，但他對“假革命”進行了嚴厲譴責，尤其是指責某些人以意識形態的演說替代切實可行的政治計劃。由於阿隆在著述中多次對極端自由的社會或大學的夢想提出異議，反複提醒人們要警惕那些顛覆手段，再三指出學生參加管理學校該有限度，使他招來了介入最深、狂熱性最強的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惱恨。狂熱的大學生們立即把阿隆歸入“名教授和保守派”的陣營，並將其稱為“反動的化身”。此時已完全被一些激進的青年記者和編輯控製的《世界報》上甚至還轉載了一份學生的聲明，禁止阿隆繼續在巴黎大學授課。不僅如此，當時的大學生們還喊出了“寧願與薩特走向謬誤，也不同阿隆共享真理”的口號。【113】並不會讓人感到意外的是，阿隆此時受到的最猛烈的攻擊來自薩特，後者在1968年6月19日出版的《新觀察家》周刊上發表了題為《雷蒙·阿隆的巴士底獄》的文章，對自己的老對頭進行了激烈的抨擊：“當日趨衰老的阿隆無限期地向學生重複1939年戰爭前寫的博士論文中的觀點，而聽眾不能對他進行任何批評時，他行使的是真正的權利，但該權利肯定不以名副其實的學問為基礎……我敢打賭雷蒙·阿隆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因此在我看來他不配當教師。他顯然不是唯一這樣的人，但我不得不談論他，因為最近他寫了很多文章。”【114】在該文的結尾處，薩特甚至這樣寫道：“這意味著人們不再像阿隆那樣認為，在辦公桌後麵獨自思索——30年來思索同一件事——是智力的訓練。這尤其意味著每位教師同意被受教育者評判和懷疑，心裏想：‘他們看見我一絲不掛。’這對他很難堪，但如果他想恢複教書的資格，就必須過這一關。既然全法國的人都看到戴高樂一絲不掛，那麼也必須讓大學生看到雷蒙·阿隆一絲不掛，等他同意受到懷疑，再把衣服還給他。”【115】
“五月風暴”發生時，福柯正在突尼斯任教。但他對事態的發展仍極為關注，並且通過其同性戀伴侶、在“五月風暴”中異常活躍的德菲爾在電話中的通報，及時地了解了事態的發展。盡管如此，福柯還是為自己不在現場而感到遺憾。當《新觀察家》周刊的主編讓·丹尼爾（JeaNDaniel）拜訪他時，驚異地發現曾經對“自由”之類的口號持悲觀態度的福柯居然說自己最感興趣的是“政治、現實、今天”。福柯認為，農泰爾文學院的騷亂實際上宣布了一場“日常生活革命”。當他在“五月風暴”期間回巴黎休假時，在目睹了學生示威遊行的場麵後，即對一起散步的友人、《新觀察家》主編讓·達尼埃爾說，他們不是在鬧革命，他們就是革命。【116】
“五月風暴”既可以說是戰後法國曆史上和大革命的情勢最為相似的事件，同時也可以說是戰後法國最令人迷惑不解的曆史事件。也正因為如此，關於“五月風暴”的性質和意義，國內外學者雖早就已經開始進行探討，但至今尚無令人滿意的解釋。就法國史學界乃至更大的範圍而言，目前主要有以下8種觀點比較有代表性，故在此略作述評：
1.一種“顛覆的企圖”。在“五月風暴”結束之後旋即舉行的大選期間，戴高樂派的輿論宣傳反複強調“極權主義”的威脅，暗示事件是由法共煽動青年學生而起的。事實上，法共在開始階段可以說和學生運動無關，相反是激進的極左派學生組織攻擊的重要對象之一。在事件的進程中，法共所做的更多地是阻止抗議運動而不是鼓勵抗議運動。就激進的青年學生本身而言，其目的是政治性的，但是內部分裂成很多派別，對於想要發動的“革命”的性質和內涵，存在很多爭論。此外，他們在整個青年學生群體中究竟具有多大的影響力也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因此這個觀點是違反事實，不能成立的。
2.“法國高等教育的危機”。“五月風暴”的確和當時高等教育製度的僵硬和保守有關。但是運動的發源地農泰爾學院，在當時的法國大學中，對於改革的態度是最為開明的。另外，大學生數量急劇增長這種變化是當時西方國家普遍存在的，並非法國獨有，因而，將“五月風暴”定性為高等教育的危機，具有片麵性。
3.“青年的反叛”。抗議運動的主力是青年學生，青年的好動和對上一代的逆反心理也是一種任何國家、任何社會都存在的正常現象，而且反叛隻限於青年學生，而沒有蔓延到青年工人的主體中去，並非所有青年都響應抗議運動的號召，這種解釋的說服力不足。
4.“文明的危機”。這是蓬皮杜提出、得到馬爾羅讚同的觀點。強調事件所體現出來的對“無價值、無理想”的消費社會的批判，看到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對學生運動的影響，能夠部分解釋60年代西方國家學生運動的國際性特點，但是對法國的特性缺乏解釋。
5.“一種新型的社會運動”。這是社會學家阿蘭·圖雷納（AlaiNTouraine）的觀點。圖雷納認為，現代社會的社會衝突在形式和內容上都產生了變化，“五月風暴”就是這種變化的反映。可以說它是一場新型的階級鬥爭，但是其參與者是以學生、記者、教師和科研技術人員等腦力勞動者為主體。鬥爭的目的是獲得在具體的社會生活中參與決策的權力。這種觀點缺乏經驗研究的支持，因為西方國家中至今尚未有類似“五月風暴”的事件發生，所以這個觀點顯得有些簡單化。
6.“一場傳統類型的社會衝突”，產生於1967年的經濟和社會上的困難，因為當年是60年代經濟狀況最糟糕的一年。這種觀點無法解釋事件的突發性和運動的始發者是學生而不是工人。
7.“政治危機”。這種觀點有些牽強，因為戴高樂固然在1967年競選連任總統時得票率下降，但其影響力仍然不可低估，無人可以取代他在法國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五月風暴”並不是起源於對戴高樂的抗議，運動中出現了反對戴高樂的標語口號，但這不是抗議的主題。
8.“一係列情境的連鎖反應”。思想史家讓·圖夏（JeaNThau-chard）和布列東（Breton）提出，“五月風暴”是一係列偶然性因素聚合而爆發的特殊事件。這個觀點過於強調“五月風暴”的偶然性，缺乏建設性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