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雷吉·德勃雷和米歇爾·福柯的知識分子觀
筆者在上一節之所以用不小的篇幅引述阿隆和斯卡佩塔對“新哲學家”的上述評論，是因為這兩段文字分別揭示了以下兩種現象：
其一，知識分子的“成功”有賴於大眾媒介的宣傳；
其二，知識分子與大眾媒介的關係越密切，其所能產生的社會影響也就越大。
而講到這一問題時，我們就又不能不提及雷吉·德勃雷（Régis De-bray）及其法國知識分子的“三階段說”。
德勃雷是戰後法國左翼知識分子中可圈可點，甚至頗具傳奇色彩的活躍人物之一。他於1942年9月2日出身於巴黎一個比較富裕的資產階級家庭，其父是著名的律師。天資聰慧的德勃雷16歲時贏得法國文科競賽獎，18歲時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法國聲名赫赫的高等學府——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在大學期間，他深受法國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著名哲學家阿爾杜塞的影響。與此同時，他還積極參與“共產主義大學生聯盟”（UnioNdes étudiants communistes）的活動。從巴黎高師畢業並獲得哲學教師資格後，德勃雷曾在南錫的聖女貞德中學教授哲學。60年代初期，作為一位激進的熱血青年，為接受南美革命風暴的洗禮，德勃雷奔赴被當時世界各國的激進青年視為革命聖地的古巴首都哈瓦那，繼而又追隨古巴革命領導人之一切·格瓦拉（Che Guevara）到玻利維亞開展遊擊戰爭。回國後，他寫了《卡斯特羅主義：拉丁美洲的長征》和《拉丁美洲：革命戰略上的幾個問題》。60年代中期，德勃雷再次來到南美。在這次南美之行中，他先多次與卡斯特羅等古巴革命領導人交談，並且閱讀了大量的從未發表過的古巴內部檔案材料。通過這些交談與閱讀，使德勃雷得以寫出以係統地歸納和整理卡斯特羅、格瓦拉的思想為要旨的政論著作《革命中的革命》的初稿。爾後，為更好地了解與總結格瓦拉的遊擊中心主義，他又追隨格瓦拉前往玻利維亞從事遊擊戰爭。
1967年10月，格瓦拉因戰鬥失利被玻利維亞當局殺害，而德勃雷亦在玻利維亞一座被廢棄的遊擊隊營地中被玻利維亞當局逮捕並被判處30年監禁。審訊期間，一場聲援德勃雷的運動在巴黎發起，甚至席卷全球，聲援者中包括讓-保羅·薩特、瑪格麗特·杜拉斯、雅克·拉康等知識界著名人士。就連時任法國總統的戴高樂將軍亦向玻利維亞當局施加一定的壓力。同年，德勃雷的政論著作《革命中的革命》（Révolution dans la révolution et autres essais）在法國出版。【49】書中分析了拉美武裝鬥爭的戰術和戰略，提出了“策源地理論”，認為遊擊戰的成功在於形成無數個策源地，在世界各地點燃武裝革命之火。作者身陷囹圄的現狀，別具一格的激進思想，使該書在法國左翼知識分子中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德勃雷亦因其非凡經曆中的冒險主義、浪漫主義色彩而聲名大振。
70年初，德勃雷在提前獲釋後先是來到智利，試圖為當時正與美國英勇對抗的阿連德總統及社會黨政權施以援手，他之所以有這一想法絕非偶然，主要是因為在他看來，阿連德是“拉丁美洲第一位靠民主選舉而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家”。197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的皮諾切特將軍（Augusto Pinochet）發動軍事政變非法地顛覆了阿連德政權之後，德勃雷才決定回到法國。
回國後的德勃雷仍然是一位對政治革新充滿期待的知識分子。為此，他一方麵積極參加左翼知識分子的各種社會抗議活動，另一方麵則熱衷於寫作各種政論文和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與法國社會黨的知識分子精英保持密切的聯係，甚至與後來擔任總統的密特朗和擔任文化部長的傑克·朗（Jacques Lang）【50】成為好友。
80年代初社會黨上台執政後，德勃雷一度步入政界，曾相繼出任密特朗總統的第三世界特別助理，以及南太平洋理事會秘書長、法國行政法院審查官、塞維利亞世博會法國館文化總監。
德勃雷的著述很多，但影響最大者當推其出版於1979年的《法國知識分子的權力》（Le Pouvoir intellectueLeNFrance）【51】。該書的主旨是對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以來法國知識分子群體的內在結構、知識分子與自己所服務或支持的那些社會力量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行曆史考察，並力圖通過這種考察揭示權力、體製和作為“權力的動物”的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
德勃雷在書中認為，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法國知識分子經曆了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大學的階段”（1880-1930年）。在這一階段，大學作為主要的製度形式對知識分子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大學教師更是成為此期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
第二個階段是“出版社的階段”（1930-1960年）。在這個階段，大學的重要性相對降低，而能為知識分子提供重要的言論陣地和庇護場所的出版社則日益成為對知識分子及其活動具有重要影響的社會製度形式。與此相應，作家作為知識分子的突出代表異軍突起。
第三個階段是“大眾媒介的階段”（1960-）。在這一階段，知識分子離開了大學和出版社的依托，轉向大眾媒介。知識分子的地位可依據他們與媒介接近程度來劃分。這裏要注意的是，在德勃雷的筆下，第二階段中的“出版社”與第三階段中作為大眾媒介組成部分之一的“出版社”是有本質區別的。具體而言，前者維護著文化自身的合法化根據和“得體的”文化價值，而後者則是大眾化的和商業的。
從上述對德勃雷法國知識分子的“三階段說”的內容的簡單介紹來看，德勃雷的“三階段說”並不能貼切地反映相關時期法國知識分子發展曆程的實際狀況，比如說，屬於第一階段的德雷福斯事件期間德雷福斯派陣營中的左拉、法朗士等大作家難道不能算是當時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嗎？答案顯然是肯定的。不過，我們必須要承認，德勃雷對第三階段的知識分子與大眾媒介之間的關係的揭示還是極有見地、發人深省的。
德勃雷在這部著作中還揭示了這樣一種發人深省的現象，這就是知識分子的地位高下是依據他們與媒介接近程度來劃分的，這種接近也就是影響和權力的力量。在他看來，媒介取代大學和出版社轉而成為文化和知識製度化的主要手段，說明了社會的巨大變遷。由於大眾媒介日益成為現代社會的象征權力，知識分子自60年代以來，離開了大學和出版社的依托，轉向大眾媒介，這無疑說明了大學和出版社作為文化合法化重要形式的衰落。同時，在他看來，這也是知識分子的一種道義上的背叛。在此基礎上，他得出了一個更加偏激的結論：當代法國現代文化的墮落，原因之一就是知識分子與媒介聯姻，他們已經蛻變為“追逐名聲的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