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作為社會抗議運動先鋒的知識分子
雷蒙·阿隆在其回憶錄中曾經指出，“1968年5月事件，正如法國曆次革命一樣，不會事過境遷，在過去的霧氣中消失”【68】。事實確實如此，其佐證之一就是從70年代初起，法國不少左翼知識分子在“五月風暴”餘波的影響下，積極尋求新的政治行動方式，並開始熱衷於行動主義。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把觸角伸向了女權運動、保護生態運動、反精神病學運動與監獄改革運動等新的鬥爭領域。其中，以福柯為首的知識分子群體在監獄改革運動中所起的先鋒作用在當時尤其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為“五月風暴”的餘波之一，60年代末、70年代初法國極左派學生發動的社會抗議活動經常帶有暴力的色彩，許多人因此而鋃鐺入獄。1970年9月，近30名被關押的青年左派學生在獄中進行絕食鬥爭，要求獲得政治犯的正式身份並享受政治犯應享有的專門待遇，如閱讀書籍和報刊。此前，他們在入獄後一直被有關方麵當作“普通法”的犯人來對待。與此同時，他們還要求改善所有犯人的待遇。絕食者們的鬥爭引起了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社會各界對監獄情況的廣泛關注。
1971年初，福柯與《精神》雜誌的編輯讓-瑪麗·多梅納克和曾因首先譴責法國軍隊在阿爾及利亞使用酷刑而名噪一時的曆史學家彼埃爾·維達爾-納蓋（Pierre Vidal-Naquet）聯手創立了“監獄情況報道小組”（Groupe d'informatioNsur les prisons，簡稱GIP）。同年2月8日，福柯在新聞發布會上宣讀了一份聲明：
我們當中誰都不能肯定自己會逃脫坐牢的命運。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不能肯定。我們的日常生活被控製得越來越嚴了：在街上，在公路上；在外國人和年輕人周圍，這種監視無所不在；言論罪又出現在法律之中；反毒品的措施裏專斷的內容越來越多。我們處於被“監視”的狀態中。有人對我們說，司法機關無能為力。這一點我們看得很清楚。可是，如果是警察使法庭力不從心呢？有人對我們說，監獄已經人滿為患，可是，如果監獄裏關的都是老百姓呢？【69】
福柯在聲明中指出，關於監獄的情況幾乎很少披露。“它是我們社會製度的一個隱蔽領域，我們生活的一個黑暗角落。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與一些法官、律師、新聞記者、醫生和精神分析醫生一起創立了GIP。”【70】
GIP是一個由各方人士組成的鬆散型的團體。它的宗旨並不是要抗議監獄的存在，而是收集和公布監獄情況，使社會公眾知曉監獄的情況和犯人的待遇。GIP先後編輯出版了四個小冊子。
第一個小冊子是1971年5月由自由論壇出版社出版的《二十個監獄調查》。在該小冊子的序言中，詳細闡釋了“監獄情況報道小組”的目的：“法庭、監獄、醫院、精神病院、職業醫院、大學、新聞和信息機構：通過這些機構和不同的麵具表現出的是壓迫，而它的根源是政治壓迫。被剝削階級雖然總是能識別出它，從未停止過反抗它，但他們又不得不忍受它。不過，現在一些新的社會階層——知識分子、技術人員、法學家、醫生、記者等已不能容忍這種壓迫。那些負責支配法律、健康、知識、信息的人們開始在他們的所作所為中感覺到政治權力的壓迫。這種新生的不可容忍性恰恰與無產階級長期進行的戰鬥和鬥爭相符合。這兩種互相關聯的不可容忍性重新發現了無產階級在19世紀創造的方法：首先由工人階級自己對工人的條件進行調整。這就是我們現在進行的不可容忍性調查。”【71】該小冊子的正文是對20座監獄的犯人進行調查的結果。第二個小冊子的內容是關於一家“模範監獄”——弗洛裏梅諾吉監獄的調查報告。第三個小冊子是關於一個名叫喬治·雅傑克遜犯人於1971年8月21日在美國聖-剛但監獄被害的報告。第四個小冊子是關於犯人自殺情況的報道。
作為“監獄情況報道小組”的核心人物，福柯在這一運動過程中始終認為並再三強調：需要做的不是替犯人說話，而是為他們提供說話的機會，講出監獄的真實情況。由於“監獄情況報道小組”多次在監獄前組織集會，散發傳單和調查表，福柯等人在警察驅散集會時曾被擊打，甚至被拘審。應當說，“監獄情況報道小組”及其在法國各地建立的一些委員會在打開監獄與公眾之間交流的通道、推進司法改革方麵做出了許多成績。但更為重要的是，正如德婁澤在1986年發表的一篇訪談錄中所指出的那樣，它的活動顯示了一種新的知識分子的參與方式，即不是以某種理想或價值觀的名義采取行動，而是關注一直不為人注意的現實；不是代替別人說話，而是揭示忍無可忍的狀況，讓受壓迫者自己說話。
在70年代初法國知識分子所熱衷的各種社會抗議運動中，婦女解放運動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1970年5月，由讓-艾德爾登·哈利埃（Jean-EderNHallier）創辦於1969年12月的《國際白癡》（L'IdioTinter-national）出版了《為婦女解放而戰》的專刊。同年8月，由波伏瓦領導的“婦女解放運動”（MFL）在巴黎凱旋門的無名戰士墓前組織了一次示威活動，並在示威中宣稱：“還有人比無名戰士還要‘無名’，這就是無名戰士之妻。”【72】此說很快就在全法，乃至在同樣進行婦女解放運動的歐美各國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同年11月，法國著名的女性雜誌《她》（ELle）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前夕舉行過三級會議的地點——凡爾賽舉行了一次“婦女的三級會議”。
此期法國婦女解放運動的一個重要目標是爭取墮胎的合法權利。在這一鬥爭過程中，法國的一些著名的女知識分子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比如，1971年4月5日，波伏瓦、瑪格麗特·杜拉斯等343名女性知名人士在《新觀察家》上發表了讚同墮胎的宣言，並在宣言中公開承認自己曾經墮過胎。【73】此舉在當時引起了轟動。此後不久，法國湧現了一大批新的爭取婦女解放的組織，其中影響最大的組織之一是由女律師吉賽爾·哈莉米（Gisèle Halimi）創建的“選擇”。
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法國的婦女解放運動與早年的婦女解放運動相比具有許多新的特點。比如說，早年的婦女解放運動隻注重爭取獲得同男人平等的機會和權利，如同工同酬和平等的政治選舉權，而此期的婦女解放運動則在後結構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下，從原先的“注重男女平等”改為強調“性別差異和獨特性”上，並以這種“差異性”為名否定男權統治。
70年代初，法國知識分子還積極投身於保衛移民權利的鬥爭。1971年秋，一位移民到法國的阿爾及利亞青年傑拉裏·邦·阿裏在街頭被人槍殺。類似的事情過去時有發生，並未引起人們過多的關注。但此次種族主義暴行卻不然，它很快就促使法國的知識分子行動起來。11月27日，薩特、福柯等人聚在一起，成立了傑拉裏事件調查委員會，並積極準備組織示威遊行。在他們的努力下，傑拉裏事件調查委員會不久發展成了“保衛移民權利委員會”。該組織在抑製種族主義、改善移民的處境方麵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這一鬥爭過程中，福柯與薩特這兩位曾在數年前展開過思想交鋒的新老哲學大師引人矚目地走到了一起，並肩參加示威遊行。而克洛德·莫裏亞克，這位原戴高樂派知識分子的重要成員，亦最終完成了始自“五月風暴”的政治轉變，成為一名活躍在這一當時被稱為“鬥爭陣線”前哨的左翼知識分子。1972年7月，當巴黎郊區發生暴徒用棍棒和催淚瓦斯襲擊來自南斯拉夫的移民、劫持和輪奸移民中的少女的事件時，薩特、福柯、杜拉斯等知識界的名流共同發表聲明，對這一暴行進行了嚴厲的譴責，並號召大家聲援受害者。
從70年代中期起，法國知識分子在聲援蘇聯等國家中的不同政見者與捍衛人權等方麵也極為活躍。在這一過程中，左右兩翼的知識分子有時也走到了一起。
1975年9月，當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o）獨裁政權處死了兩名巴斯克分離主義運動的成員，並且還將準備對8名“反法西斯愛國革命陣線”成員（其中兩名係孕婦）處以絞刑時，法國的知識分子再次被激怒了。福柯迅速地起草了一份抗議書，並征集到了薩特、馬爾羅、阿拉貢和生物學家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ois Jacob）【74】等著名知識分子的簽名。9月22日，福柯與電影明星伊夫·蒙當（Yves Montand）【75】、女作家杜拉斯、著名記者讓·拉庫迪爾（JeaNLacouture）以及莫裏亞克、德勃雷、科斯塔-加夫拉（Costa-Gavras）【76】等一行7人攜帶抗議書乘飛機抵達馬德裏，並在預訂的旅館裏召開新聞發布會，宣讀了抗議書。結果被西班牙當局強行押送出境。
1976年，蘇聯醫學家斯特恩（Stern）因拒絕克格勃要他阻止兩個兒子移居以色列的要求受到迫害。是年3月25日，薩特聯合其他50名諾貝爾獎獲得者向蘇聯政府呼籲釋放斯特恩。同年12月17日，福柯在應邀參加法國電視二台著名主持人貝爾納·皮沃（Bernard Pivot）主持的、設在盧浮宮的討論“人類的未來”的電視直播節目時，出人意料地利用這一機會向電視觀眾大談起斯特恩事件，使之成為一個公眾話題。迫於各方麵的壓力，蘇聯當局終於把斯特恩從監獄裏放了出來，並允許他在次年6月來到巴黎。
1977年6月21日，正當吉斯卡爾·德斯坦總統在愛麗舍宮會見對法國進行正式訪問的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時，薩特、福柯、巴爾特、雅各布和格盧克斯曼等人為了表示對包括蘇聯在內的東方國家持不同政見者的支持，在愛麗舍宮附近優雅的雷卡米埃劇場為所有流亡巴黎的蘇聯及東歐國家的持不同政見者舉行了一個招待晚會，公開向勃列日涅夫示威。
1980年波蘭實行全國軍管時，福柯與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77】聯袂起草了一份聲明，抨擊波蘭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將軍“篡奪權力”，指責法國社會黨政府對事態的曖昧態度：“法國政府不應像莫斯科和華盛頓那樣，要讓人們相信：在波蘭建立軍事專製是應由波蘭人民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內政。這是不道德和欺騙的斷語……1936年西班牙社會主義政府曾麵臨一場軍事政變；1956年，匈牙利社會主義政府遭受鎮壓；1981年，華沙社會主義政府又遭到一場政變。他們不希望這屆政府采取前任的態度。我們提請它記住，它曾許諾用國際主義道德義務反對現實政治的義務。”【78】很快地，格盧克斯曼、維達爾-納蓋、莫裏亞克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在聲明上簽字，並由蒙當在電台宣讀了這一聲明。由於社會黨總書記若斯潘和文化部長傑克·朗（Jack Lang）聲稱福柯-布爾迪厄聲明是“知識分子抽風”、“小醜行為”，導致原先對社會黨政府寄予厚望的福柯等一批著名知識分子與社會黨政府分道揚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