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尤其是戰後左翼知識分子，素有批判權力、“介入”政治和社會生活、充當“社會的良心”的傳統。當20世紀進入尾聲之際，由於國內外局勢均發生了重大、深刻的變化，導致法國知識界亦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如“非政治化”現象進一步突出；知識分子中左-右之間的分野日漸模糊，傳統的“左派知識分子”已然消失；人文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和科技知識分子的中心化趨勢加劇，知識體製對知識分子的束縛愈益嚴重；知識分子更加熱衷於與媒體打交道，並因此不惜屈從於市場法則，弱化自己的獨立性……
如果說，上述特點可以作為（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已經“終結”的注腳的話，那麼，我們也可以從發生在“世紀末”的下列事例中看到，在法國知識界內部，以左拉、薩特為代表的傳統知識分子的餘韻尚存。法國當代知識分子仍保持著一份公共的關懷：集體要求法國政府用外交或其他手段對發生在波黑或盧旺達的種族大屠殺進行幹涉；發起“無國界醫生”、“世界醫生”運動；隆重紀念左拉的《我控訴！》發表100周年……而我們以“為征收托賓稅以援助公民而鬥爭”（ATTAC）這一組織為切入點曾重點加以考察的法國知識分子在反全球化過程中的表現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例證。
簡而言之，誠然，在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隨著薩特、阿隆等相繼離世，法國知識分子曾一度陷入沉寂之中，以至有人在隻看到知識分子的“缺席”一麵之餘，大聲發問道：法國知識分子到哪裏去了？但有關新自由主義為代表的全球化的爭論，應當說在一定程度上喚醒了法國知識分子的“介入”激情。在1998年ATTAC組織創立之時，除了貝爾南·卡森和拉莫內等來自《外交世界》的左翼知識分子外，蘇珊·喬治（SusaNGeorge）【1】、勒內·杜蒙（René Dumont）【2】、吉賽勒·阿裏米（Gisèle Halimi）【3】等公共知識分子也起了重要作用。布爾迪厄雖然沒有直接參與ATTAC的組織工作，但他領導的《行動理由》（RaisoNd'Agir）是創始團體成員之一。正如卡森所說的，“布爾迪厄的著述始終是我們的主要參考”。【4】布爾迪厄有關知識分子在這場新的社會運動中的作用的分析，更是對ATTAC有啟發作用。在布爾迪厄看來，知識分子“對於社會鬥爭是不可缺少的，尤其在今天，因為統治采取了全新的形式。許多曆史研究都揭示了智囊在主導今日世界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產生和確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我們應當用批判性團體的著述去反對那些智囊團的著述。……組成一個真正的集體知識分子……他可以組織指揮集體性的研究，探索政治行動的新形式，發動民眾一起工作的新方式，以及製訂計劃並共同實現計劃的新方式”【5】。
ATTAC的科學委員會也可謂是這樣一個“集體知識分子”。在這個委員會裏，有來自經濟學、社會學等各個社會科學學科的眾多專家，他們分組對當前麵臨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進行研究，並將成果以書籍、文章、小冊子的形式出版。這些專家的客觀、公正的研究，不僅使得ATTAC在進行批判時有據可依，而且使得它在“介入”政治和社會生活時具有了合法性。因為在法國這樣一個具有悠久“文人政治”傳統的國度裏，“在某一文化領域擁有一定的職業權威本身就是在政治世界進行公開幹預的充分理由”【6】。
同時，通過網絡和現實中的各種論壇、研討會，尤其是夏季學校中專家學者的講授，這些研究成果就為廣大普通成員所理解和掌握。由此，ATTAC內的知識分子精英和普通民眾實現了有機互動。這是AT-TAC與法國其他反全球化組織的最大不同之處，也是ATTAC的力量和影響之源泉所在。正是這一點使得ATTAC自誕生之後不久就成為法國最重要的反全球化組織，其影響已然超越民族國家邊境，在整個世界範圍產生回響。
行文至此，筆者還不由得想到當今法國最著名的政治史專家、法蘭西學院近現代政治史講座教授皮埃爾·羅桑瓦龍（Pierre Rosanvallon）【7】的相關表現。作為時下在法國史學界乃至整個思想文化界頗為引人矚目的政治概念史的領軍人物，羅桑瓦龍曾多次強調“政治概念史”也是一種“介入的”史學。羅桑瓦龍目前的抱負，就是沿著基佐、基內和托克維爾等偉大曆史學家的足跡，分析民主的探索與實驗、衝突與爭論，以促進人們對當代的理解。羅桑瓦龍表示，曆史學家應該把曆史研究和對當代最棘手、最迫切的問題的關注結合起來，讓曆史成為現時的“活動實驗室”。他認為，隻有借助於這種“過去和現在的不斷對話”，人們才能認識創製社會的過程，才能全麵地理解當代社會。為此，他還引用年鑒史學家馬克·布洛赫的經典話語——“對現時的不理解，必然肇始於對過去的無知”【8】——來鞭策自己。在羅桑瓦龍看來，政治概念史的力量就在於它能同時創造“理解的工具和現實介入的手段”。【9】在最近的一次訪談中，羅桑瓦龍更是明確表達了成為一個“介入型知識分子”（uNintellectuaLimpliqué）的強烈願望【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