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科學技術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的不斷加大，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當今世界國與國之間的竟爭，表麵上看是綜合國力的較量，但歸根到底是知識總量、人才素質和科技實力的竟爭，實質是創新的竟賽。
然而，怎樣才能有許多重大創新的不斷湧現，現代科學技術的飛速進步呢？
1953年，天才的物理學家、偉大的思想家愛因斯坦在總結中國為什麼沒有近代科學，而西方的近代科學卻發展飛快時指出：“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那就是西方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係（在歐幾裏德幾何中），以及通過係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文藝複興時期）。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令人奇怪的倒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部做出來了。”
有人不同意愛因斯坦這一說法，理由是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麵也曾在全世界領先過1000多年。我覺得這與愛因斯坦的上述結論並不矛盾：中國古代的科學屬於經驗科學——如四大發明，是在邏輯的東西和係統實驗不發達的情況下可以作出的。而近現代科學沒有這兩個前提是不行的。
在這裏，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愛因斯坦沒有把一個國家的科學技術落後歸罪於政治家對其不重視，也沒有責怪企業家缺乏遠見，未能加大對科技事業的風險投資，甚至沒有怪罪科技工作者創新能力差，而認為這是由於該國的哲學家、思想家未能為社會提供好的思維方式和正確的價值取向。
這種說法盡管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如上述幾方麵與一個國家科學技術發展之間的關係，把邏輯僅僅歸結為形式邏輯等。但我認為，他強調哲學家、思想家對科學技術的發展、社會進步的重大作用，方向無疑是正確的，而且這一思想也是很深刻的。
從認識的形成來說，當然是先有實踐，後有認識（這隻是大致上講，因為實踐本身就包含著認識，是受思想支配的）。但從認識的指導作用來看，方向則相反，有了正確的認識總要用於指導實踐，認識在一定條件下反過來決定實踐的內容、方式和過程。不用說，在認識指導實踐過程中，原有的思想、認識和理論不符合實際，不完善的地方，在新的實踐過程中會不斷地暴露出來，及時得到糾正、補充、完善和發展。但舊唯物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們不懂得這個道理。在他們看來，沒有實踐哪有認識？思想、理論怎麼能走到實踐前麵去？這些人的錯誤在於不知道曆史過程、事物的發展是有規律的，是一個前後有聯係的過程，而規律在一定條件下是反複出現重複起作用的。所以，從實踐中獲得的、隻要是具有普遍性的，關於曆史過程、事物發展的本質的規律的正確認識，它對以後的新的實踐就具有指導作用。也正因為如此，人類的認識活動才有必要和有意義。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一切舊哲學的主要區別之一。馬克思說過：以往的“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恩格斯也曾經說過：“正像在十八世紀的法國一樣，在十九世紀的德國，哲學革命也作了政治變革的前導。”這就是說，思想、觀念並非都是消極地追隨曆史，它們可以、也應當超越時代。
過去講，“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這句話誇大了人的實踐能力，有主觀主義、唯意誌論傾向的問題。但其中也包含著一定的真理性。這就是：要想做到，首先必須想到。其實，愛因斯坦的論述與恩格斯的下述思想隻是表達上的不同：“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一個民族哺育出來的大思想家、大哲學家，是這個民族理論思維的領頭羊，他們的見解如能獲得尊重，他們的創新思想如能被付諸實施，對社會無疑會起到一種巨大的牽引作用。任何一個國家科學技術的繁榮、社會的飛速發展，無不是對其有大思想家、對能理性行動的獎賞；而一個國家所以會停滯不前，無不是對其由於缺乏大思想家，或不尊重他們，以為有了權就有了真理，為所欲為，愚蠢地瞎折騰的懲罰。人類近代以來的曆史發展就一再地在證明這一點：誰想得少，誰犯錯誤就多，誰進步就慢。一個人是這樣，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也是這樣。有思想巨人，才有國家富強！
日本學者湯淺光朝在英國著名科學家貝爾納和丹皮爾研究成果的啟發下，對達姆斯特和赫旁薩編的《科學技術編年表》上所記載的1501—1950年間的重大科學成果做統計學研究，把凡是重大科學成果數超過同期世界總數25％的國家，稱之為“科學活動中心”，把保持其為“科學活動中心”的時期叫做“科學興隆期”。由此他發現，近代以來，科學活動中心，在世界上發生過這樣五次大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