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為百姓祈雨。蘇軾到達鳳翔幾個月後，在自己住所的北麵空地上，修建了一個小亭子，並取名為“喜雨亭”。因為當時鳳翔旱情嚴重，連續數月滴雨未落。太守宋選和蘇軾都很焦急，於是二人沐浴更衣，親自到太白山上求雨。事有湊巧，在他們祈雨後，鳳翔果然降下大雨，緩解了旱情。蘇軾非常高興，除了將亭子命名為“喜雨亭”外，還專門作了一篇《喜雨亭記》以示紀念。這次降雨當然並非神仙顯靈，但卻能夠從中看出蘇軾對民生疾苦的關心。
此外，蘇軾還主張“以官榷與民”，即將以前官賣的茶、鹽、酒等和百姓密切相關的必需品“盡以予民”，解決了百姓的實際生活困難。他還極力反對土地兼並，對掠奪百姓的惡行深惡痛絕。
蘇軾在鳳翔共任職四年，短短的四年間，蘇軾作為一個青年政治家的風采已經顯露出來。他任滿返回京城時已是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仁宗已經去世，在位的英宗早就賞識蘇軾的才學，想提拔他為翰林，但由於受到宰相韓琦的阻撓，隻獲準在史館任職。但這一任命為蘇軾提供了一個廣泛閱讀的良機，他興奮異常。
不久，家庭的不幸再次降臨。蘇軾的妻子王弗和父親蘇洵先後去世，這讓蘇軾痛不欲生。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蘇軾親自護送親人靈柩回到故鄉安葬，並同蘇轍一起為父親守孝。這期間，北宋英宗皇帝於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初八駕崩，太子趙頊即位，是為神宗，並於1068年改元為熙寧元年。
（二）乏於爭鬥避禍外任
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十二月，蘇軾第三次辭別故鄉北上，並於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到達京都汴京。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機會回到自己的家鄉。京城中一場統治階級內部新舊黨派之間的鬥爭使蘇軾身陷其中，從此他似不係之舟，開始了風雨飄搖的仕宦生涯。
英宗去世後，其長子趙頊繼承皇位，為神宗。年富力強的皇帝很有抱負，力圖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現狀，準備進行一場大改革。他大膽起用同樣銳意進取的王安石，先後提拔其為江寧知府、翰林學士和參知政事。在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開始大刀闊斧地主持變法。他首先建立了變法機構“製置三司條例司”，這是一個由皇帝特命設立的製定戶部、度支、鹽鐵三司條例的專門機構。緊接著，他又製定並推行了一係列新法條例，主要包括有利於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的市易法、青苗法、免役法、均輸法和方田均稅法等，還包括有利於整頓軍隊、增強軍隊實力的將兵法、減兵並營法、保甲法和保馬法等。客觀上說，這些新法條例如果正確執行，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有助於改變北宋王朝的社會現狀，但是也的確有弊端存在。新法條例推出後，引起了軒然大波，並在朝中迅速形成了以司馬光為領袖的反變法派，也稱保守派。保守派中有些人抵製新法推行，是因為新法觸犯了他們的既得利益。而保守派中的一些老臣，如韓琦、文彥博、歐陽修等，憑借自己多年的經驗，誠懇地向神宗皇帝指出了新法的一些弊端，很多意見都很有見地。兩派各抒己見，互不相讓。但是追求進取、行事果決的年輕皇帝和王安石卻都無視這些意見。於是很多元老重臣紛紛辭去官職，告老還鄉，這其中也包括司馬光。
蘇軾再次回到京城後，正好遇上這場變法中變法派和保守派爭鬥的高潮。我們知道，蘇軾一直有一套成熟的政治方略，在他的很多文章和奏折中，也能看到這一點。麵對北宋當時因循守舊的現狀，他是希望變革的。但是對於王安石激進的變法主張，他卻抱著懷疑和否定的態度。在呈交宋神宗的《議學校貢舉狀》《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皇帝書》中，蘇軾都表達了這種態度。應該說蘇軾的很多主張是有道理的，但是變法派正掌控權柄，蘇軾直接針對變法派的批評態度必然遭到他們的嫉恨。於是很多人便開始編造謊言，陷害蘇軾。蘇軾在這種針鋒相對的政治鬥爭中，漸漸感到勢單力孤，處境危險。於是他上書朝廷，請求皇帝將自己調離京城，出任地方官職，最終得到了杭州通判的官銜。通判是北宋王朝為加強中央集權，在地方新增設的官銜，隸屬於中央。一方麵有協助州長官處理政務的職責，另一方麵還有替中央監督地方官員的作用。自任杭州通判開始，蘇軾連任四州地方官，分別是杭州、密州、徐州和湖州，時間長達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