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是獻給一位卓越的年輕女士的生命頌歌。盡管她英年早逝，但這並不減損其值得歌頌的程度。英國詩人、牧師約翰-多恩（John Donne）曾在他最著名的作品《沉思錄》中寫道，“無論誰死去，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分子”。任何一個女子的死亡也是如此。但是，每一個人，無論男女，他們的人生也豐富了我們的人生，因為每個人的一生都是對人類創造和情感的無盡可能的一種體現。即使是那些被我們認為是邪惡的人，那些犯下惡行的人，他們也揭示了人類的某些可能——盡管我們不願聞聽究竟。
作為一名作家，一名年輕的美國華人，張純如第一個站出來大聲疾呼，揭發日本人在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間在南京對中國平民的大屠殺。我曾寫過其他的恐怖事件——1939年和1941年，德軍入侵波蘭和蘇聯後，對猶太人的大規模槍殺；對日本廣島和長崎進行的原子彈轟炸——我知道，翻閱曆史檔案、訪問那些目擊者和幸存者是多麼令人痛苦的一項工作。繼發性心理創傷是這種工作的一個危險因素。同張純如一樣，我也體驗過噩夢連連、輕度抑鬱的感覺，如果能保持適當距離和足夠安全的話，我把這當成進入我所描寫的角色的一種表現。
我知道我為什麼要探索這些恐怖事件。我不知道張純如為什麼這麼做，但我想，在她內心深處，她想要切身體驗她對那些受害者的憐憫和對作惡者的憤怒。西方人對南京大屠殺的近於遺忘，以及日本政府對這件事的輕描淡寫乃至於否認，都令她義憤填膺。張純如的文化背景令她擁有一個講述這一複雜曆史事件的獨特角度，因為她能熟練的運用中文和英文兩種語言。
不過，光是提及張純如最著名的作品其實忽略了她生命中更豐滿的其他部分：作為一個人的人生——作為一個孩子，一個女兒，一個青年人，一個妻子，以及一個母親。從生到死，我們扮演著多重角色。缺了哪個角色，其他部分的生命都不完整；每一個角色都是其他角色的組成部分。不管信仰為何，至少，那些失去的人和事會在我們的記憶中永生。在這本回憶錄中，張純如的母親張盈盈分享了她對張純如生命中其他部分的回憶，那些更為私密的部分。張盈盈告訴我們，寫這本書幫助她克服了女兒去世的憂傷。對於那些光是通過她的書知道她的人來說，張純如的生平傳記讓我們更詳細的了解了她到底是誰，她是如何寫出那本最著名的作品的。
我隻見過張純如一次，主要通過她的作品和彼此的通信熟悉這個人。但那個下午的會麵是多麼的令人難忘！當時，我還沒有搬到加州來。那次，我到舊金山進行圖書簽售。此前張純如和我因為大屠殺的問題曾經有過聯係，我請她和我共進午餐。我記得，那是一個安靜的周日，我們在我住的舊金山城中心的酒店見麵。張純如應該一直是一個能給人留下深刻第一印象的人。初次見麵，我自然也大感驚豔：她很高，惹人注目，健談而又真誠熱情。
我們那頓飯吃了大約三個小時。餐廳裏的人走光了，餐台也都清理幹淨了，連侍者都交班了。我們了解對方的作品，抱怨各自的出版商。盡管讀者或許期望我們見麵時會更多的討論文學，但幾乎所有專業作家都像我們這樣。當然，靠寫作賺錢永遠不那麼靠譜。張純如當時正因為書受到攻擊而煩心。我記得我當時想著，她或許有些過分擔心——她所描述的那些攻擊不像是在21世紀初可能發生在美國的事。從這本回憶錄中，我發現，張純如並非無故多疑。對她的攻擊直至今日在網上依然繼續著。張純如在世時，這些攻擊直接針對她個人——在她的眼中，那是充滿威脅的。
我曾當麵見過張純如。現在，我也認識了她的父母。我能從他們身上發現張純如智慧與勇氣的來源。在這本勇敢的回憶錄中，你將認識一位與眾不同的年輕女性和她的家人，了解她的一生。正如法國人類學家克勞德-列維施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曾經說過的，失去一位親人，或是失去一個曾經感動過我們的作家或藝術家，那種無可彌補的遺憾就仿佛是薔薇花永遠滅絕、它的香氣從此無從尋覓一樣。一本回憶錄無法挽回張純如的離去，但它至少可以讓我們再次感受到她的存在。這會永遠是一種真切的存在，充滿勇氣，充滿信念，充滿活力。
理查德-羅德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