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夏天，還沒到日內瓦之前，我們已經去過了倫敦、阿姆斯特丹、比利時和巴黎。等到巴黎的時候，兩個孩子都厭倦了這種吉卜賽人式的流浪生活，不想看到更多的博物館或曆史建築了。
最終，我們到了日內瓦。接下來的幾個月中，紹進在歐洲核子物理研究所工作。我們住在日內瓦機場附近的一棟高樓中。純如白天被送到附近的一家名為La Rond的英法雙語幼兒園。
我們利用身在日內瓦的機會周遊瑞士和鄰國的大小城市。當在歐洲度過的四個月結束時，每個人都看夠了城堡、教堂、博物館、噴泉和雕塑，都盼著回家。
回到美國後，純如被送到我們家附近的鮑騰菲爾德學校的附屬幼兒園。純愷則開始上街對麵的那家蒙台梭利幼兒園——就是純如以前去過的那一家。
有一天，純如回家時帶回一張幼兒園老師的字條。上麵說純如有語言障礙。老師想征求我們的許可，將純如送去參加幼兒園一個每天半小時的會話治療課程。
我們的第一反應是：“會話治療？絕不可能！”
然而在和老師談過話後，我們才知道，純如在學校裏非常害羞，在所有的課堂討論中都一言不發。這與她在家裏的表現截然不同。純如在家裏話比一般孩子都多。她沒完沒了地跟我說啊說，繪聲繪色地描述在學校裏發生的所有一切。於是，我們同意每天把純如送去參加那個特殊會話課程。我們還接受了老師的建議：邀請純如的朋友到我們家來玩，加強她的社交技能。沒過多久，純如在學校開始活躍起來，在班上結識了不少好朋友。許多年後，純如在電視訪談中侃侃而談時，我對朋友們說，純如小時候害羞得要命，在學校不喜歡說話。沒人相信我的話。
1973年秋天，從歐洲回來後，紹進和我益發堅信，不僅要教兩個孩子說中文，還應教他們閱讀中文和以中文寫作。我們在家裏說中文，即使兩個孩子用英文跟我們說話，我們也用中文回答。這個規矩有時難於實施，因為純如和純愷彼此用英文交談。到純如上幼兒園時，我曾認真考慮過成立一個中文班，這樣純如可以係統地學習中文寫作。
那時候，香檳–厄巴納城中的華裔並不多。中國孩子很少，如果不對外招生的話就湊不成一個中文學習班。此外，因為許多華裔家庭認為在孩子這麼小的時候學中文會妨礙孩子學習英語的進度，招生就變得越發困難。不管怎樣，在我和另外一些人的耐心勸導下，1973年秋天，中文學習班開課了。每周六上午，十來個孩子會到伊利諾伊大學校園裏的一間教室來上課。
來上課的孩子們看不到周六早上的卡通節目，而且要像上學一樣早早起床。他們的確有很多抱怨。當純如問起為什麼必須要在周末上中文學習班時，我們告訴她，在這個日益變小的世界上，多學一門語言對她大有好處。我們還向她保證，如果她能熟練掌握中文，將來假若沒有更好的工作機會，至少可以在聯合國當一名譯員。這個回答令早熟的純如非常滿意。
我們努力把這個中文學習班堅持了好幾年，直到兩個孩子都小學畢業。在教中文的時候，我們決定教孩子們繁體字（而不是中國大陸使用的簡化字），不過我們也采用了大陸的漢語拚音來教他們發音。那時候，同時教繁體字和漢語拚音還是一種創新。我們不去想使用拚音的政治含義。時間證明我們作了正確的選擇，這種教學方法顯然對我們的孩子有利。幸運的是，伊利諾伊大學的著名語言學教授鄭錦全（C. C. Cheng）當了這些孩子的第一任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