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對純如來說有些頭緒眾多。她得盡快完成《南京大屠殺》的寫作，因為該書計劃於1997年出版。還要忙於為1995年11月剛出版的《蠶絲》一書作宣傳。與此同時，純如也在積極地修改關於“生物鍾”的下一本書的圖書選題計劃。但最激動人心的事還是那年春天約翰·拉貝日記的發現——這是純如職業生涯中的一個巨大突破。它極大地幫助了純如完成對南京大屠殺這段曆史的圓滿敘述，當時，由於純如分心於生物鍾一書的選題計劃，南京大屠殺一書幾乎被擱淺。
1995年1月，在耶魯大學收集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資料時，純如第一次聽說約翰·拉貝其人。在大屠殺期間留在南京的傳教士的日記和書信中，拉貝的名字頻頻被提及。
1937年12月12日，日軍攻占南京後，在6~8周的時間裏，日本軍人就屠殺了26萬~35萬中國平民，並極其殘忍地強奸了２萬~8萬名中國女性。在這場屠殺中，一群西方人——來自歐洲和美國的傳教士、學者和醫生選擇留下來，在南京設立了一個2平方英裏的安全區，保護了大約25萬名難民。安全區的負責人是一個德國商人約翰·拉貝，他也是納粹黨駐南京分部的頭目。
純如告訴我們，她一直對約翰·拉貝這個人充滿好奇。美國的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活動家和中國的曆史學家都跟她說，自從1938年2月返回德國之後，拉貝這個人就銷聲匿跡了。他現在在什麼地方？是不是還活著？如果他去世了，還有後人留下嗎？拉貝回到德國後發生了些什麼？在好奇心驅使之下，純如動手搜集了更多關於拉貝的資料。
1995年夏天，純如從台灣回來時，從國史館帶回了一些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檔案，裏麵是德國政府關於南京屠殺一事的一堆外交報告。因為這些報告都是用德語寫的，純如需要一個既懂德語也懂英語的人幫忙翻譯。她的一個朋友把會說5種語言且德語流利、人也住在聖巴巴拉的巴巴拉·瑪欣（Barbara Masin）介紹給了她。
1995年12月，巴巴拉對著錄音機口頭將文件翻譯出來，純如則在一旁記筆記。“當她開口講述的時候，客廳裏回蕩著數以百計的種種罪行。”純如從報告中得知，約翰·拉貝在自己南京家中的院子裏收留了兩三百名婦女，讓她們住在暫時搭建的棚子裏。關於他保護難民免遭日本士兵強奸和殺害的事例在報告中數不勝數。拉貝走遍了南京城內城外，記錄下大屠殺的規模。報告中還記錄了他於1938年2月動身返回德國的事。拉貝對他的中國朋友承諾，一定會告知德國政府發生在南京的一切。他準備向戈林和希特勒呈交一份關於南京暴行的報告和紀錄片。（紀錄片出自傳教士馬驥之手，其中一份後來被偷偷帶到美國，《生活》雜誌著名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照片即來自其中。）南京人祈盼拉貝的陳情或可令納粹掌權者向日本政府施壓，阻止暴行。純如非常好奇：紀錄片和報告最終被送到希特勒手上了嗎？在遞交了紀錄片和報告之後，拉貝又有怎樣的遭遇？
根據停留在安全區中的美國傳教士的日記和信件，拉貝是個不知疲倦的守護者。他一次又一次地給日本官方寫信，要求停止暴行。因為他的納粹身份，日本士兵在他在場時總是忌憚三分。在中國難民的眼中，拉貝簡直就是救世主——南京的辛德勒。
純如告訴我們，她收集的資料越多，就越想知道拉貝離開中國後的命運。畢竟，與曾和他在安全區中並肩作戰的其他西方人不同，拉貝沒有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指證日本人的罪行。在他返回歐洲後，人們也再沒聽到過他的音信。純如聯係了一些學者、政治活動家和南京安全區委員會（Nanking Safety Zone Committee）成員的後人，但沒人知道拉貝身上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於是，純如決定一邊寫書，一邊尋找拉貝。
純如告訴我們，她先是寫信給德國西門子公司的總部。拉貝曾經是該公司的員工。西門子公司的檔案管理人員回信說，他們的確有關於拉貝的文件，但遺憾的是，關於他的最後一條信息是他於1931年被調往西門子駐南京的辦公室。檔案管理人員表示，沒有任何關於拉貝1938年以後行蹤的信息。不過，文件顯示，在1900年到1903年間，拉貝曾經在漢堡的一位商人那裏當學徒。純如於是開始嚐試從那裏找起。她認為，拉貝或許與漢堡有某些瓜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