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18日……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忍饑挨餓——我沒什麼可以說的了，所以什麼都沒有寫。極少的口糧之外，我們隻好吃橡子麵糊糊。媽媽（他的妻子）秋天的時候偷偷采了些橡子。現在存貨已經快吃光了，我們隻好每天吃蕁麻，嫩葉子的味道吃起來很像菠菜。
紹進給純如寫信說，讀到這篇文章的時候他哭了。在1996年9月27日的回信中，純如寫道：
親愛的爸爸，
謝謝你這麼仔細地看完整個故事……把它投出去之前，我還得再看上幾遍。
你對拉貝日記的反應令我深為感動。必須承認，當我讀到烏爾蘇拉·萊恩哈特寄給我的那些日記節選的時候，我也熱淚盈眶。我一度想在文章中指出，盡管貧困潦倒的拉貝在自己的小公寓中凍餓而死，許多南京大屠殺的劊子手們卻仍過著富裕舒適的生活，安享晚年。例如，裕仁天皇的叔叔朝香宮（Asaka）是南京大屠殺前下達“殺死全部俘虜”命令的指揮官，但他卻帶著榮耀全身而退，晚年以打高爾夫自娛。一些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後被處決的日本戰犯居然被供奉在東京的神社中。
愛你的，純如
寫拉貝的那篇文章的最後一稿一完成，純如就把它寄給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芝加哥論壇報》和《洛杉磯時報》這些大報。9月26日，史維會的丁元把純如這篇題為“拉貝的南京大屠殺見證被發現”的文章貼到了互聯網上。我們都屏息靜待外界的反應。
最早從新聞上看到約翰·拉貝相關報道的人是邵子平。1995年初，純如在耶魯搜集資料時，正是他慷慨地收留純如住在他家中。10月9日，邵子平打電話給純如，興奮地跟她聊了三個小時。他後來告訴純如，他非常擔心日本右翼分子或許會銷毀這份日記，他有義務將這份日記盡早帶到美國來。
10月14日，日本第一大報《朝日新聞》的美國分社聯係上了純如，就拉貝日記發現一事對她進行了采訪。在寫給我的信中，純如描述了這次采訪：
親愛的媽媽，
別擔心，我下午1點鍾已經和記者們見過麵，一切很順利。其中一個是日本人，還有一個美國人擔任德語翻譯。文章完成後他們會寄給我一份英文翻譯件。
我們在市政大廳裏進行這次訪談……那個日本記者給我拍了好多照片，既有在市政廳裏麵照的，也有在南京大屠殺圖片展廳裏照的。他問了我一大堆關於拉貝和我的書的問題。他對南京的死亡人數極其感興趣。他說，這個話題在日本極具爭議，右翼分子宣稱死亡人數僅為3萬，怪罪中國借此事散布反日情緒。我引用大量研究證明，死亡人數超過26萬——有可能是30萬甚至是37萬。我還明確指出，與日本右翼分子的宣稱正好相反，因為擔心破壞中日之間的外交關係，中國政府一直以來其實對將大屠殺公之於世並不熱心。正因如此，他們放棄了向日本索賠的權利（盡管根據國際法規定，個人受害者依然有權索取賠償）。
他說他必須十分謹慎，務求事實準確，因為文章一旦發表，右翼分子可能會用盡一切力量對他加以批評和誹謗。
愛你的，純如
純如後來告訴我們，《朝日新聞》把這條新聞擱置了兩個月之久，反複考慮是否應當發表出來。最終，12月8日，《紐約時報》的文章發表前幾天，《朝日新聞》刊出了此文。《朝日新聞》的德語翻譯傑夫·海涅（Jeff Heynen）將德文報告譯成英文，給了純如一份。12月12日，《紐約時報》的文章中引用了這份報告。
10月15日，純如接受了《聖何塞水星報》的記者采訪。這是灣區南部最大的英文報紙。11月3日，一篇關於純如及她發現拉貝日記經過的長文刊登在《聖何塞水星報》上。純如給我們寄了一份，還有隨文章一同刊出的3張照片：一張是純如站著凝視牆上南京大屠殺圖片的側影，一張是約翰·拉貝的肖像，最後一張是純如站在一幅照片旁邊，照片上的女子滿臉難以言喻的痛苦表情。這篇文章發表後，純如的名字馬上在灣區傳開來，她成了華人圈裏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