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一書的出版經曆了幾次波折。1996年10月25日，純如告訴我們，她完成了初稿，會給我們寄一份征求意見。她還說，她還準備再補充兩章“掩蓋真相”（後來定名為“第二次屠殺”）和“幸存者的命運”。在1996年11月13日發出的郵件中，純如寫道：
親愛的媽媽，
謝謝你的郵件！蘇珊·拉賓娜現在忙昏了頭，但她說還是會盡快審閱我的手稿。告訴我你們覺得我寫得怎麼樣——盡管把意見寫在書稿上，把你們的真實看法告訴我。我尊重你們的判斷。
有時候，當我看自己寫的稿子的時候，我會考慮是否應該在文章中加入更多的場景（個人故事）。還有時間把這些故事加進去，因為我手頭資料富富有餘。等著看蘇珊會怎麼回複我吧。
愛你的，純如
我當時很忙，因為整個微生物學係要搬到另外一棟新大樓裏去。11月的時候，我花了兩周時間才趕在感恩節前安頓好我在新實驗室中的辦公室。
我們花了幾周的時間才看完140頁的初稿。紹進和我都把晚上和周末的時間用於閱讀純如的手稿。我們的第一反應是失望。我們對純如說，一些地方寫得巨細靡遺，而另一些地方則過於簡單。此外，我們非常坦率地告訴她，故事講得缺乏激情。純如聽了我們的意見，說她會再等等看蘇珊·拉賓娜怎麼說。
直到一個月後，蘇珊才抽出時間來看書稿。純如後來打電話給我們說，蘇珊也對第一稿很不滿意，她的意見與我們的非常相近。純如問我們，是不是她已經失去了寫作的能力。我們試圖讓純如振奮起來，安慰她說，她可以修改——初稿就是用來修改的。紹進和我還指出，初稿中的某些地方寫得很好，並不是全都很糟糕。我們全力向她保證這一點，並且提醒她留心那些寫在稿頁上的問題和評論。蘇珊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也給純如提了一些建議，幫助她修改。純如覺得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她掌握的素材太多，敘述本身反而被削弱了。看過每一樁暴行之後，純如已經感到麻木了，敘述開始變得千篇一律。當一個作家喪失了自己的敏感之後，不可能寫出感人的文字。
反思起來，和純如寫作第一本書《蠶絲》時不同，她在1996年麵臨太多分心的事了。那一年，她不僅在寫《南京大屠殺》，還在為下一本書撰寫選題計劃，同時為《蠶絲》的庫存銷售提供幫助。純如要把這些事情做好的壓力很大，而且部分壓力來自她自己。另外一個原因是，《南京大屠殺》的出版合同設定了截稿時間：必須在兩年之內完成。純如和出版商希望這本書在南京大屠殺60周年紀念日之前出版，從而吸引外界關注。這是最佳的市場營銷策略。
不管怎樣，我幾乎沒見過幾個學者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消化如此多的信息，除此之外，這個故事如此悲傷壓抑，也令純如情緒低落。我能了解為什麼書的第一稿會如此令人失望。
1996年聖誕節和1997年新年，純如和純愷都沒有回家。我們計劃新年後去看他們。放假這段時間，我替純如將一些中文文章翻譯成英文，因為她想了解中文媒體如何報道約翰·拉貝。聖誕節前的一整天我都在翻譯這些報道。當天晚上，我把譯文寄給純如，附言道，“老天爺！我花了整整一天，純如，你太對了，請人翻譯很貴的。而你卻可以得到免費的翻譯！”
她給我回信說：
親愛的媽媽，
你簡直是個聖人。沒錯，我知道，翻譯既耗時又昂貴——所以傑夫·海涅和巴巴拉·瑪欣免費幫我翻譯的那些東西才那麼珍貴啊！我真的很感動於你花了整整一天幫我的忙……
愛你的，純如
紹進和我1997年1月3日飛往加利福尼亞，看望純如、布瑞特和純愷。1月7日是紹進的六十大壽。在中國傳統中，這是個大日子，值得大加操辦一番。純如催我們到加利福尼亞一同慶祝——與此同時，她說我們還可以借此參觀她和布瑞特在森尼韋爾的新家，以及純愷在舊金山的家。自打他們1996年年中的時候從聖巴巴拉搬到灣區之後，我們還沒看過他們住的地方。此行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幫助純如將更多的中文資料譯成英文，用於書的第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