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純如旅行的時候我身在厄巴納，但她每到一地總是會向我報平安。如果她太忙沒有時間打電話，在旅館的網絡中心檢查電子郵件時，純如總會給我寫封短信。她告訴我，一路上，每一站她都大受歡迎，很多人前來聽她演講，參加簽售活動。每次活動後，純如的書都會當場銷售一空。我保持與純如的聯係，追著看所有與她有關的新聞。我很高興聽到，純如的書有這樣的一個好的開始。
11月16日，星期日，《巴爾的摩太陽報》的記者Cheryl Tan往我們家中打來電話，采訪了我們。她是第一個這樣做的新聞記者。Tan告訴我們，她采訪過純如，而且在華盛頓國會山附近Trover書店的簽售儀式上見過純如本人。她問我們，純如小時我們是如何跟她講起南京大屠殺的，還有我們對純如的書的看法。當這篇報道11月18日在《巴爾的摩太陽報》上刊出時，我激動極了。我在心底默默祝告我的父母，他們的外孫女終於將1937年發生於南京的真相講給了全世界。我暗自祈禱，抗日戰爭期間中國人民所蒙受的苦難永遠都不要為人所遺忘。
11月18日，巴巴拉·庫裏頓（純如以前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教授）在華盛頓接上純如。庫裏頓邀請純如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作個演講並進行圖書簽售。庫裏頓告訴純如，她很為純如和她的書感到驕傲。見麵時，純如告訴庫裏頓《新聞周刊》的事，以及她對《新聞周刊》迫於日方壓力撤稿的擔心。庫裏頓對純如說，“這消息太棒了！如果他們真的撤掉了你的書摘，你的書用不了10分鍾就會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
庫裏頓在純如的書出版前就已經讀過全文，她非常喜歡這本書。她對純如說，她個人對此書非常感興趣，不僅是因為純如是她以前的學生，還因為這一事件的曆史重要性。她還說，她特別看重媒體的職業道德，希望純如隨時告訴她書摘一事的進展。
與此同時，紹進和我係統分析了《新聞周刊》之前幾期的廣告。我們發現，每周雜誌上平均登出4到5個日本公司的廣告，其中包括佳能、鈴木、日立、索尼、豐田、東芝、三菱、夏普和愛普生等。
我很擔心純如的書摘會不會在下一期《新聞周刊》上刊出。除非親眼見到印在雜誌上的鉛字，我再也不會相信任何人的話了。
我知道12月1日那一期《新聞周刊》大約在11月24日或25日就會送到報刊亭。幾天之前，我就開始了倒計時。11月24日的那個星期一終於到來時，我在實驗室裏坐立不安，無法專注於自己的工作。當天下午1點多的時候，我開始給伊利諾伊人聯合會學生中心的報刊亭打電話，問他們12月1日那期《新聞周刊》是否送到了。他們告訴我雜誌還沒來。我問什麼時候會來，他們回答說，很難說，有時候周一就送到，有時候會等到周二。他們說，如果雜誌真的當天送到了，也會是在傍晚或晚上。
我無法安坐，在實驗室裏走來走去，想著書摘到底會不會被發表。純如那時正在紐約，她沒告訴我任何消息。我堅信《新聞周刊》上的內容節選會是決定純如的書是否能成功的一大步。
我太焦慮了，以至於記不清到底向報刊亭打了多少回電話，詢問他們雜誌是否已經到貨。報刊亭的女孩或許也感覺到了這種焦慮，當我一遍又一遍地打電話過去時，她表現出了歉意。
最後，下午5點，報刊亭的女孩告訴我，雜誌送到了！我趕快跑到伊利諾伊人聯合會。當我發瘋一般翻動雜誌時，我幾乎無法呼吸。在那裏了！我站在那裏，仔細閱讀節選的全文。書摘整整有3頁之多，標題寫著“揭露南京大屠殺”。
我激動極了。站在那裏，我把書摘從頭到尾讀了兩遍，確定這是真的。我跑回實驗室，打電話給紹進，告訴他這個好消息。
當天晚上，我們最終回到家中，仔細翻閱雜誌的時候，我們發現，整本雜誌上沒有一個日本公司的廣告。此外，封麵上也沒有出現關於書摘的特殊標題，雜誌內頁的“本期推薦”中也沒有。3頁的書摘被埋在當周另一樁“重要新聞事件”之中——麥考利夫婦生了七胞胎！顯然，《新聞周刊》不想過分突出這篇書摘。
回首往事，假如純如沒有要求《新聞周刊》務必給出延遲發表書摘的原因，他們會不會迫於日本公司的壓力，索性放棄這篇書摘呢？當聽說如果書摘被撤稿，純如會把事情經過公之於眾後，《新聞周刊》是不是嚇壞了？盡管《新聞周刊》否認日本公司取消廣告是導致書摘推遲刊出的原因，但卻沒有人能解釋，為什麼12月1日的這一期雜誌上一個日本公司的廣告都沒有，而在11月17日那一期上卻刊登了兩倍於正常數目的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