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勢造英雄
戰國二百多年封建割據戰爭的曆史，就其發展曆程來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即公元前341年齊魏馬陵之戰以前，基本上是以東方六國矛盾對立所體現的在東方國家之間無休止的混戰，以後便逐步轉變為列國間合縱連橫的戰爭。這一戰爭形勢轉變的關鍵，便是齊魏馬陵之戰，齊國大勝魏國，以及接踵而來的齊、趙、秦三國多次給予魏國的致命打擊與楚國的趁火打劫。正如梁惠王對孟子所說：“晉國指魏國天下莫敵的強大國家。及寡人之身，東麵敗於齊國，長子死焉，向西喪失土地秦七百裏，南麵受楚國之辱。”這樣就根本改變了戰國初六七十年間魏國作為天下莫敵的強大國家的形象。
馬陵之戰後，魏惠王以“軍隊多次被秦國打敗，國庫虧空，國家每況愈下，所以派遣使節割讓河西之地與秦國講和，而魏國於是離開安邑，遷都大梁”。因此，在這魏國日削，秦國向東擴張的門戶洞開，而且隨著東進得勢，兼並野心日益暴露，東進勢焰日益咄咄逼人的情況下，不僅來自秦國的實力威脅，首先直接關係著韓、趙、魏三晉國家的安危與存亡，也關係到齊楚在中原地區擴張的利益。就是地處僻壤的燕國，也不免有唇亡齒寒的感受。如頓子所說“韓國是天下的咽喉，魏國是天下的胸口”。蘇秦也說“韓國和魏國，是趙國南麵的庇護”“秦國沒有韓魏之蔽護，那麼災禍必中趙國了”，並勸說燕文侯道：“燕國之所以不觸犯外敵，是因為有趙國為燕國在南麵蔽護著。”勸說楚威王道：“秦國之所以害怕楚國，是因為楚國強大則秦國弱小，秦國強大則楚國就弱小，秦國與楚國二者勢不兩立。”又周子對齊王說道：“對於齊國、燕國兩國來說，趙國是它們的庇護，就好像牙齒有嘴唇保護一樣，嘴唇沒有了，那麼牙齒就感到寒冷，今天如果趙國滅亡了，那麼明天就會輪到齊燕兩國了。”總之，自齊國和魏國馬陵戰爭之後，隨著魏國實力的日益削弱，相反的則是秦國實力日益強大，東進野心日益暴露，這就勢必引起秦與東方國家的矛盾日益尖銳，與此同時，由於東方六國之間存在著根本的矛盾衝突以及東方各國與秦國的矛盾事實上存在著差別，即不同程度的利害衝突，因而也就反映為列國或縱或橫的極其複雜、極其微妙的外交關係和軍事行動。這就是戰國年間合縱連橫出現的基本形勢。在此形勢下，湧現了一大批政治、外交活動家，即當時所謂的縱橫說士，時人譽之為“大丈夫”。張儀與蘇秦就是這些縱橫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們有著過人的才智，對於列國縱橫戰爭新形勢有深刻的分析，對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與曆史都有深入的了解與掌握。他們縱橫捭闔，遊說各國，“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其事跡“亦可喜，皆可觀”。他們是列國政治、外交活動的風雲人物。正如景春對孟子所說的那樣，是“一發怒而天下害怕，他們安居樂業而天下太平”，叱吒風雲，不可一世，對列國割據兼並戰爭、形勢的變化與發展，產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響。司馬遷說過：“蘇秦合縱六國，秦兵不出函穀關者十五年。”
（二）張儀的外交成敗
張儀，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謀略家。曾兩次擔任秦國的相國（丞相），主要政績是在秦國倡導“連橫”政策，以對付其餘六國的“合縱”抗秦聯盟。
張儀連橫親秦的重點在於弱楚，從外交戰略的高度來說，這一構想雖然是對合縱戰略的必然反應，還算是高明的。然而他弱楚的手腕，主要靠賄賂收買和詭計欺騙，就顯得十分卑劣了。“兵不厭詐”是指行軍作戰而言，外交則重信義。張儀的外交戰略固然成功了，而其外交手段卻是低下的。
張儀的為人，從他如何處理同事關係就可以看出來。當時與張儀共事的秦國名臣，有陳軫、公孫衍、樗裏疾和甘茂等人。張儀為了排擠陳軫，竟暗地裏對惠王說他奔走於秦楚之間，極得楚王賞識。尤其惡毒的是，張儀誣陷陳軫經常把國情告訴楚國，因此不能與他一起共事，請求大王驅逐他。等到他到楚國，請大王殺他，逼得陳軫不得不離開秦國。張儀與公孫衍都是魏國陰晉（今陝西華陰縣東南）人，但他對公孫衍毫無鄉誼，而是心懷妒忌，以種種卑劣的手段迫使公孫衍出走。他死後，公孫衍回到鹹陽，一度為秦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