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智論十勝十敗
東漢獻帝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到洛陽迎接漢獻帝遷都許縣（今河南許昌市東）。從此，曹操把獻帝控製在手中，形成“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有利局麵，開始了他掃除群雄、統一北方的進程。
而在當時，袁紹是曹操在北方最大的威脅。在官渡之戰前，曹操一心想征伐袁紹，但是當時袁紹已經火並公孫瓚，兵眾十餘萬，準備進攻許都。曹操想出兵抵抗，又擔心兵力不敵，就對郭嘉說：“袁紹擁有冀州之兵眾，青、並二州也跟從他，地廣兵強，兵力不比我們少，我想發兵征討，而力不能敵，該怎麼辦呢？”郭嘉於是向曹操陳述了自己的預見，隻要以智勝，袁紹雖強，最終必為所擒。概括了曹操十勝而袁紹十敗，使曹操信心十足，大喜過望。他說：“您有十勝，袁有十敗，兵雖強，也沒有用處啊。”
十勝的第一條是“道勝”。袁紹繁文縟節，全是虛套；而曹操不拘小節，豁達大度，順乎自然。道，孫武謂“令民與上同免也”，即為政治，是內部、外部的團結與鞏固。孫武把“道”作為分析戰爭勝負的“五事”之首。這就是說曹操安定社會的措施，順應自然規律；袁紹則擾亂天下，民不聊生，這就首先在“道”上取得了勝利。這是從總體上著眼，對曹、袁優劣的評價和估量。郭嘉以人性為第一要義，列為十勝之首，可以看出當時一些士人對人的天性的重視。在中國，天道自然的思想源於道家。到了東漢，作為王充的哲學命題，已指出自然界的運動及發生發展是自然而然的，沒有外在的支配力量。人的天性是自然的天性，理應順乎自然。人本身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動的、自由的自然存在物，各有其稟賦、能力、情欲等等，人的本質是自然的、自由的。所以，不應該用“繁禮”強加約束。性格被束縛住了，天性的自然發展會受到抑製，人的本質力量便得不到充分發揮，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大都擺脫不了這種禁錮。東漢末年，群雄並起，儒學獨尊的局麵受到衝擊。在此情勢之下，順應人的本性，反對繁文縟節，為一些士人所重，以期施展才能，曹操和郭嘉便屬於此類知識分子。所謂“體任自然”，就是按自然規律辦事，充分發揮人的內在稟賦，不要被人為的禮儀所束縛。當時曹操采取了一些安定社會的措施，而袁紹卻擾得民眾不安，因而，郭嘉在分析曹、袁之優劣時，首先肯定了曹操的“道勝”。
第二條是“義勝”。袁紹倒行逆施，而曹操順應時代潮流，表率天下。即袁紹違背潮流而動，曹操能迎天子都許。袁紹師出無名，曹操可以奉漢獻帝之名以令天下，名正而言順，這就在“義”上勝過了袁紹。東漢末年，皇權衰敗，朝綱不振，漢獻帝不過是軍閥手中的招牌和旗號而已。不過，話說回來，皇帝畢竟是封建政權的最高象征，是名義上天下的最高統治者。自春秋戰國以來，意欲稱霸天下的權臣梟雄，都懂得打著天子的旗號對於擴充政治軍事勢力的重要意義。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奉迎漢獻帝立都許昌。從此，曹操常以朝廷天子的名義發號施令，堂而皇之，名正言順地討伐異己，以取得政治上的主動權。這裏，郭嘉主要講了曹操能挾天子以令諸侯，在當時，這可以說是最大的“義”。
第三條是“治勝”。漢末政失於寬，袁紹又以寬濟寬，厚待豪強，使豪強擅亂侵擾，他在自己的轄區內，非但沒有糾正漢末弊政，反而對豪強大族更加放縱，任令他們淩壓百姓。豪強們為所欲為，廣營田地，下民貧弱，卻要代出租賦，以至賣妻鬻子，也不足應命。袁紹謀士審配的宗族強大，竟招納亡命，窩藏罪犯。因此，其統治區內階級矛盾激化，因而他不能統治民眾。曹操針對袁紹租賦繁重的弊端，免收河北當年租賦，打擊豪強，百姓喜悅。
第四條是“度勝”。認為在用人問題上，袁紹外表寬懷內心猜忌，用人而疑人，隻重用親戚子弟，曆史上的袁紹的確是個不善用人的軍事集團首領，也是不識賢愚、剛愎自用之類人物的典型代表；而曹操外表平易，但內心機變精明，用人不疑，不論親疏遠近，隻要有才能就大用，這就在氣度上勝過了袁紹。
第五條是“謀勝”。袁紹謀略不少但不決斷，事後才醒悟；而曹操能看準就幹，隨機應變。也就是說袁紹遇事多謀不能斷，常常錯失良機；而曹操處理大事非常果斷，善於隨機應變，這就在謀略和決策方麵超過了袁紹。
第六條是“德勝”。袁紹憑借世代名門的資本，大倡尊崇人才以博得好名聲，那些誇誇其談的所謂人才都歸向他；而曹操能誠心待人才，不圖虛名，以儉易作風垂範下屬，賞賜有功者不吝嗇，有真才實學的忠誠之士都歸向他。因為袁紹依仗出身大族，沽名釣譽，跟從他的都是一些隻務虛名而沒有實際本領的人。而曹操以仁義和誠心待人，自己嚴謹儉樸，賞賜有功的人卻慷慨大方，所以天下有才能而講求實效的人都願輔佐曹操，這就在德上勝過了袁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