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林崧一起工作過的中青年醫生談起林老的為人，都對他非常敬佩。一位周大夫滿懷深情地回憶說：“我剛分配到市一中心婦產科病理室時，主任（林崧）就為我找了好多書，並指導我怎樣讀。他一旦有了好書，就立刻拿到科裏讓大家看。有一次，我用一本書，無意中跟主任講了。他立即說：‘正好昨天作者送了我一本，你先拿去看。’以後，我去主任家還書，他說，先放你那。我用時再去你那取。我們有了疑難問題向他請教，他總是十分認仔細地回答，從不敷衍，從無保留。”
作為婦產科專家、一級教授，他平易近人，對病人、對學生都是虛懷若穀，以誠相待，他在人們心中是一位可尊敬的長者。
林崧滿腔愛國之情、報國之心，傾注在婦產科醫學事業中。他以精湛的醫術，高尚的醫德，挽救了無數產婦的生命。1963年，中央衛生部給林崧頒發了專家證書，不規定退休年限，永遠享受專家榮譽和待遇。
“文革”浩劫凜然挺立
就在林崧正值盛年，事業上大器將成的黃金時代，“文革”開始了。這場災難給林崧帶來的巨大損失是難以估計的。
林崧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打倒”了，人要“靠邊站”，書自然也寫不成了。幸好的是，他平時與群眾關係相處較好，對病人不分貧富等級，不計較報酬，本著人道主義精神，隻要病人有求於他，他總是盡力診治；對醫療人員，也是赤誠相待，不擺架子，不以專家而高傲自居，大家都喜歡和他接近，親密合作。 因而“文革”開始時，他受到“隻專不紅”的批判，有紅衛兵來抓時，一中心婦產科的大夫們就把他藏在產房裏躲起來，紅衛兵進不去產房隻好作罷。他們悻悻地說：“有人保護林崧，不許批鬥！” 他總算幸免於難。林崧從事婦產科病理學多年，收集和積累了大的典型病例和資，其中，積累的病理切片成千上萬。過去大多由雷愛德大夫協助他拍下不少病理切片的照片，極為珍貴。十年浩劫中。林崧的家被抄數次，房屋被強占，財物被洗劫一空，這些是已經早已預料之中的災難，林崧沒有為之落淚。然而，當他多年辛苦積累的資料手稿、切片、X光片等被“造反派”們當作廢 紙一樣地隨意亂扔亂丟，和一生積累的珍稀郵票（有些已經是絕版的）統統投入火舌中焚燒時，他痛心地落淚了。火舌舔舐著郵票，也舔舐著林崧的心。
災難升級了。林崧還是沒有逃脫出和全國知識分子一樣的命運：他的一家被掃地出門了。他的妻子被趕出門時。腳下隻穿著一雙拖鞋 。麵對這“史無前例”的災難。林崧氣憤極了，他拍腦門對妻子說：“讓他們抄吧！我這裏的東西誰也抄不走！”妻子點了點頭，她為丈夫難過，可又感到寬慰：“林崧沒有絕望，他還想著工作！”不久，他就被調離婦產科工作崗位，去幹掃地、倒垃圾的體力活兒。林崧對家裏人民：“天塌下來，也不用著急。”這種遭到重大挫折仍能泰然自若的精神，表現了林崧豁達、開闊的胸懷。也正是這種風度，使他挺過了那腥風血雨的日子，並且盡最大可能繼續從事婦產科病理學習研究工作。他堅信愛國無罪，知 識無罪。總有一天，顛倒過去的一切會重新顛倒過來。
願為千萬婦女造福
在改革開放後的1981年3月，林崧利用工作間隙，與夫人同去香港探親。那時，他的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均在香港。到香港以後，該地的親友們都勸他倆留在香港或移居美國，認為以他個人的名望，在學術和事業上會有更大的發展，可是他始終沒有答應。三個月的假期很快過去了，還有一些老朋友、老同學需要拜訪。為此，他又申請延長留港三個月。這時，天津醫務界某些人竟謠傳說：林崧不會回來了，林崧要到美國去定居了 ……
林崧從香港回來以後，有人問他：你為什麼放著優裕的生活條件和工作環境不去，而要回到天津來？他回答說：“在國外，無論我走到哪裏，人們都知道我是中國人。我就是把外國建設成天堂，那裏也不會承認是我的功勞，人們充其且認為我不過是個好的幫工。如果中國沒有建設好，人們就會認為我也有一份沒有盡到的責任。所以，與其到別的國家當幫工。不如和祖國人民在 一起共憂患、共奮鬥、共歡樂。”林崧放棄了親友誠邀赴國外發展的機會，他擁護中國共產黨，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他不斷地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更加熱情地投入到婦產科這項為千萬婦女造福的醫療事業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