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他表示“追隨二十年”中，因為“受知深切”，所以“任何痛苦，均應承當”。他表示他有不少痛苦。
二、他表示“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今春”是指1948年春天以來，正是國民黨兵敗山倒的時候。在這一“目睹耳聞”之下，雖然他一邊說“天佑中國，必能轉危為安”、“前方捷報頻傳，後方秩序漸穩”，一邊又不得不承認“黨國艱危至此”，顯然是婉轉預言什麼了。（陳布雷所謂“今春以來”的事，照徐詠平《陳布雷先生傳》所列：“1月9日，沈陽淪陷，以後東北漸失，華北震動。3月，山東、河南激戰。4月，陝北匪軍南犯。5月，泰安失陷。6月，開封失陷。7月，襄陽失陷。8月，東北匪軍追犯熱河。9月，濟南失陷。10月，長春失陷。11月，徐蚌會戰開始。11月1日，物價管製解凍，金圓券崩潰，物價狂漲。失敗主義到處流行，和談空氣極為濃厚。北國冰天雪地，平津危殆；南京秋高氣爽，京滬交通混亂。”事實與信中所說，正好相反！）
三、他表示他的健康不行了。“與其偷生屍位，使公誤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不如一死了之，將最後一命，作為“感激輕生之士”，以報知己。
四、他表示他對“敵人之反宣傳”，“以散播關於公之謠言誣蔑者”，無力回天。
五、他表示他有“負國負公”之“負罪”。
以上所表示的，若印證起一些旁證，我們可以發現，許多來龍去脈，都不是空穴來風。其中最重要的透露，是蔣君章《布雷先生二三事》（《傷逝集》）中這樣一段：
三十七年秋，共匪猖獗正甚，最高當局決心推行總動員以剿匪，囑先生起草方案，先生正與洪蘭友先生等研擬，尚未作最後呈稿之決定，而最高當局催索甚急，數次以電話相促。先生在電話中高聲答曰：“我不會辦。”此為先生對最高當局之失態。即召我上樓，授以三案，要我整理合並，速成一案，語氣間頗感失言之憾。越一日，而先生不起矣。當時傳言：先生受最高當局切責，因而厭世，實為無稽之談。時局急變，先生精神脆弱，因有“油盡燈枯”之歎，無力輔弼，此為先生厭世之基本因素。
大家都知道，最高當局器重先生，尊禮有加，對人常稱“布雷先生”為一特例，絕無責怪先生之事。
陳布雷在電話中跟蔣介石“失態”是1948年11月12日，“失態”後第二天，就自殺了。可見他的自殺，“傳言”中“受最高當局切責”一事，至少有“駱駝背上最後一根草”的效果。蔣君章這裏意在把真相描白，殊不知愈描愈黑！
在給蔣介石的信以外，陳布雷給潘公展、程滄波的遺書，最含隱痛，他說：
公展滄波兩兄大鑒：
弟以百無一用之書生而妄思自效於黨、自效於國，疏脫怠惰，盜竊寧靜之虛譽，十餘年來，誤國之罪，百身莫贖，而近三四月來，健康日損，腦力益壞，思慮日益紛雜，自驗身心，已無一絲一毫可為非常時期之貢獻，累旬自譴自責，致陷極度嚴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製，茲病患已不治，將與兄等長別矣。二十餘年舊交，謬承愛護，有如兄弟，尚祈於無可原宥之中，體念弟萬不得已之心情，而有以垂諒之。拙荊衰年孤苦可憐，而居滬別無可托之人，並望兄等有以存恤而照拂之。臨書愧甚痛甚。
諸唯心鑒。
弟 布雷·謹上十一月十一日
這信所說，顯然是充滿了自恨自侮的“自譴自責”，他說他“以百無一用之書生”想救國，“妄思自效於黨、自效於國”，結果“十餘年來”，國沒救成，結果竟是“誤國”！“誤國之罪，百身莫贖”。他在給洪蘭友信中說他“憂心如焚，自責自譏”，給陳方、李惟果、陶希聖信中說他“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場……在公為不可諒恕之罪惡，但在私則有其無可奈何之苦衷”。……陳布雷在遺書裏口口聲聲“自責自譏”、“無可奈何”。他在給陳訓慈、陳訓悆、陳叔同三個弟弟的遺書中說“精神之痛苦非言語所能形容”（“最近工作關係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實絲毫無能為役，焦急不可言喻”），這些將死之言，其實都是有深刻的環境背景的。這就是陳布雷給蔣介石遺書中所說的“目睹耳聞，飽受刺激”。這種現象，從蔣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風範》（《傷逝集》）的追憶裏，也可略見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