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君章在《陳布雷先生在勝利還都後的工作與生活》一文中，以陶永標認為陳布雷之死，乃是對蔣介石的“屍諫”大不謂然。說是“最刺眼的是題目，稱為‘屍諫’，那不但與事實完全不合，而且以吳可讀一類的學究式之愚忠視布雷先生，對布雷先生真是大不敬”。（見《傳記文學》第四十四卷第一期，1984年元月號）但是，蔣君章看了曹聖芬的這本《懷恩感舊錄》，又該怎麼說？曹聖芬說陳布雷一死所諫，乃是國民黨中的牛鬼蛇神，試問這與事實合嗎？這不是“大不敬”嗎？老實說，蔣介石在兵敗如山倒，眾叛親離，美國佬在旁譏訕之際，有這樣一位瘦骨嶙峋、兩袖清風的陳布雷肯替他“屍諫”，可真是一種造化呢！
第五節杜魯門不肯出兵保蔣
美國總統杜魯門派出王牌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內戰，結果無功而返，他回華府後，認為和談的失敗，國民黨要負的責任多於共產黨（見May，The Truman Adminstration，and China，p.12），耿耿於懷。從蔣介石看來，馬歇爾好像是在幫共產黨的忙，其實美國人是要幫蔣介石的忙，希望不必內戰就將中國統一於蔣介石的領導之下。幫蔣介石的忙也是幫美國的忙，一個親美的中國政府符合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利益，和平穩定的中國則符合美國的商業利益，戰後美國經濟獨霸全球，一度產品占世界總額的六成，中國不僅是廣大的潛在市場，亦是主要的原料供應國。奈蔣介石“冥頑不化”，一意想消滅“共匪”，偷雞不著蝕把米，不但使自己失去了大好江山，也使美國“失去了中國”（loss of China）。杜魯門與馬歇爾對“損人害己”的蔣介石鄙夷與憎恨之情，可以想見。
馬歇爾畢竟是一正直的軍人，不苟言笑，不會出言不遜，然而杜魯門乃出身小城的政客，口不擇言，國罵隨心所欲，頗具鄉土色彩。他退休之後，有人替他做“口述曆史”，雖已年逾七十，但提到蔣介石仍然火氣甚大，氣憤溢於言表。他說他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發現，包括蔣氏夫婦在內的孔宋家族，盜取了美國對華援助三十五億中的七億五千萬美元，投資於巴西聖保羅和紐約的地產，以及用之於所謂的“中國遊說團”（China Lobby）。杜魯門毫不留情地說，蔣、宋、孔“他們都是小偷，他媽的他們之中每一個都是”！（They're all thieves，every damn one of them.）（見Miller，Plain Speaking，p.288 289）
杜魯門和馬歇爾雖早就不喜歡蔣介石，但他們的問題是別無選擇，從美國的利益著眼，他們更不喜歡毛澤東。美國人雖在延安沒有看到俄國顧問、任何俄式裝備，也深知斯大林為己遠甚於助毛，但毛畢竟是共產黨，毛的勝利仍然是國際共產主義的勝利，在冷戰已漸成氣候之時，美國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更何況杜魯門不像蔣介石是獨裁者，必須承擔其他政治勢力的壓力，而蔣介石在美國有的是右派朋友，如出版界的盧斯（Luce）是最忠實的擁蔣派。通過蓬勃的反共信念以及“中國遊說團”的組織，在美國形成一股強大的親蔣力量。
親蔣與親華本來是兩碼子事，但當時一般美國公眾往往和蔣介石一樣，把蔣介石當做中國。羅斯福的親信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就曾說過，“委員長可能是唯一的中國人，像美國公眾那般誤以為蔣介石就是中國”。（引自Kahn，The China Hands，p.102）尤其是美國公眾之中的右翼政客，把“扶蔣”與“反共”視為一體，以“批蔣”與“媚共”為同義之兩詞。因而若幹在重慶的美國外交人員因批評蔣介石，在“麥卡錫時代”被戴上紅帽子而遭清算，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