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光複之初，滿目瘡痍，乃戰後的表象，日本亦複如此。日本經營台灣五十年，為了有利可圖，在殖民地建置了不少經濟基礎設施，特別是農業的開拓與增產，以及南北鐵路交通、鄉村水電等。此外還留下大型工廠，如鋁廠、糖廠等。總之，蔣介石退據的台灣，物質基礎之佳，遠非毛澤東退據的延安可以想象。
蔣介石的大撤退，帶來近兩百萬外省人，使台灣人口增至八百萬。總的來說，此一人口增加，“財富”多於“負擔”，其中大多數的軍公教人員，正是台灣所缺乏的，而大批技術人員更直接有助於經建。不要忘記，蔣還以非法手段把全中國的國庫黃金運到台灣，穩定了台灣的金融。
此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關鍵便是美國因素。美國人並不喜歡蔣介石，甚至厭惡他。然而為了阻遏共產主義的擴張，美於朝鮮戰爭爆發之後，主動派第七艦隊保護蔣介石的台灣，封鎖毛澤東的大陸。為了使台灣成為西太平洋上的“不沉母艦”，美國又恢複對蔣提供大量的軍援與經援。從1951年到1965年間的經濟援助，平均是每年一億美元。凡耗資較多的建設，均由美援支付，如肥料工業、石門水庫所需美元部分、交通運輸設施、農複會項目以及文化交流、教育衛生等。台灣經建的一個主要功臣尹仲容就承認美援的巨大功效：
美援一方麵解決部分長期建設資金短缺問題，另一方麵又彌補國際收支逆差。如無美援支應，則不但若幹經濟建設無法進行，即台幣內外值亦無法穩定……美援成為經濟發展及經濟穩定之主要支柱。（尹仲容《台灣經濟十年來的發展之檢討與展望》，第282頁）
尹仲容在此沒有提到的是，美國的巨量軍援承擔了蔣政府龐大的軍費開支，減少財政赤字，不致嚴重影響到經建。美國也為台灣的經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術和市場。不僅此也，即使美援停止後的十餘年間，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組織，繼續為台灣提供貸款達六十五億餘美元（據“國府”官方數字），對台灣的財政與工農生產，都起了積極作用。
在日本殖民地時代留下的基礎上，在美國的大力援助下，加上眾多而又廉價勤奮的勞力，使台灣於1960年初開始進入經濟起飛時期。工業生產於1963年首次超過農產，確定了以出口為導向的貿易經濟，賺取外彙，引進更先進技術，增加就業機會，使經濟持續高速成長，脫貧致富，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
蔣氏父子對經建完全外行，他們的貢獻應從對經建阻力的大小來衡量。就蔣介石而言，他“一心一意都在反攻複國上致力”（語見蔣介石《掌握中興複國的機運》），並未把經建放在第一位。他的經濟學知識淺薄，又要以孫中山的信徒自居，受製於閉門造車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即使不是共產主義，至少是一種社會主義，絕對不會是使台灣經濟起飛的資本主義，以至於往往扞格叢生，矛盾百出，必要時連蔣介石也隻好暗中曲解行不通的三民主義。1967年6月7日，蔣介石主持國民黨第十二次黨務會議開幕典禮，以“機密”文件——“對本黨實行三民主義黨務工作之指示”，說：“實行三民主義優先任務，為民生主義。民生主義之中心工作，為平均地權與節製資本，對此課題之意義，據我對總理平時訓示所了解的，所謂平均地權之意義，第一，在交通發達之處及都市之土地，凡漲價者，借征收增值稅之方法，以達到‘漲價歸公’的目的，用意乃在求消除貧富之不均，故增值稅，亦可謂為實行‘漲價歸公’手段之一種。其次，則為現代都市政府如對其土地照價收買、區段征收、土地重劃、超額土地之收購以及都市整建（如違章建築）等之通例，亦皆為‘漲價歸公’之手段，政府可以發行都市土地債券，以籌集基金而實施之。此種良法美意，如能在都市實施，則不僅為平均地權，而實亦為消除貧富不均，並且為建設都市之張本。第二，在交通未發達以及土地未開發之處——鄉村土地，如農田山地，其地價變動性較少，則可征收田賦或實物，而免征地價稅，以便於‘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實行。”如果我們細心一點，就會發現這一“機密”訓詞的立論，不但與民生主義中“平均地權”有極大的出入，並且和蔣介石以前論列“平均地權”的文字有極大的出入。試看在這一“機密”訓詞前三十二年——1935年9月，蔣介石在峨眉軍訓團講《國父遺教概要》，就指出：“因社會之發達進步，地價必有增無已，如果土地之增價，歸之私人，則社會公共之努力無所護益，而地主反不勞而坐享其利；天下不平之事，未有甚於此者。所以總理說：‘地價之不可不先定，爾後從事於公共經營也。……定地價之法，……予以為當由地主自定之為便。其法以地價之百分抽一，為地方自治之經費。……此後凡公家收買土地，悉照此價，不得增減。……而將來所增之價，悉歸於地方團體之公有。如此則社會發達，地價愈增，則公家愈富。……不平之土地壟斷、資本專製，可以免卻，而社會革命、罷工風潮，悉能消弭於無形。此定地價一事，實吾國民生根本之大計，無論地方自治或中央經營，皆不可不以此為著手之急務也。’這種辦法，就是民生主義中‘平均地權’的實行。平均地權，是總理最大的創造，也是我們政治、經濟上最重要的學問，同時又是解決民生問題最重要的一個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