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咚咚馬屁聲中，一個最荒唐的說法是：蔣經國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領袖。試問蔣經國就便是漢武帝了又怎樣？漢武帝內多欲而外好仁義，死前三年時候，對被他統治了五十年的中國人民有所歉疚，說：“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漢武帝盡管這麼說，但曆史上，並不因他有所歉疚就把他五十年對中國的禍害置而不論——曆史的定論是絕不含糊也絕不客氣的。你可以說漢武帝繁刑重賦、信惑神怪、巡遊無度、黷武窮兵、北逐匈奴、西通西域、東平朝鮮、南置九郡，因為這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說他是愛好和平的仁君；你可以說蔣經國繁刑重賦、信惑神怪、巡遊無度、戒嚴弄兵、北賣外蒙、西通老美、東媚日本、南聯新加坡，因為這也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說他是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上的守護神。正相反的，他的一生，所作所為，正是這些偉大字眼的侮辱者與損害者，對他在這方麵的讚美，是對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的最大褻瀆。一個人踩你的腳，一踩四十年，最後他的貴腳高抬了一下，你卻反而歌頌他，這叫什麼政治倫理？又叫什麼人間是非？要歌頌，該歌頌任何使他貴腳高抬的客觀壓力與變化，而不是他的貴腳啊！至於政治犯陳映真、王拓、柏楊之流，在蔣經國死後所做的奉承阿諛之言，則更屬失態之尤者，他們當年正是他貴腳腳踩下坐穿牢底的可憐蟲，如今竟以逐臭為榮而不以為辱，未免太忘本了。
蔣經國不單是一踩四十年的台灣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上的真正負責人，並且在“政治奇跡”上，還別有“奇跡”，那就是他和他老子一樣，不尊重政治製度，搞個人獨裁。蔣介石出身青色上海流氓、蔣經國出身紅色蘇聯幹部，他們對政治製度的理解水平，本來就有限，蔣經國回國後，在庭訓之下，紅中帶青，從做青年軍總政治部主任，到搞小組織“燕廉”、“鐵血救國會”、“中正學社”活動等，走的都是不尊重製度、搞個人獨裁的路線。這使台灣政治局麵，迄蔣氏父子死亡之日，猶陷在黨內無民主、黨政不分、一人領導等特色之上。金耀基說“經國先生已在民主的轉化中，盡了他的責任，發揮了強人的積極功能”，全是不實的阿諛。事實上，蔣氏父子的整個作業的“積極功能”都在違反“民主的轉化”，父親做“總統”、兒子做“行政院長”，這叫什麼“民主的轉化”？父死子繼為“主席”、父死子繼為“總統”，這又叫什麼“民主的轉化”？蔣介石做“總統”則為“總統製”，蔣經國做“行政院長”則為“內閣製”，做“總統”又為“總統製”，這又叫什麼“民主的轉化”？正因為所有轉化都是不民主的，所以一切都配合這一強人統治的方便，而把製度扭曲。例如蔣介石一無戰功，由上等兵一躍而為陸軍少將，這算什麼製度？蔣經國毫無戰功，也沒打過仗，由老百姓一躍而為陸軍二級上將，這又算什麼製度？但蔣氏父子公然星光閃熠，自己不以為異，人亦不敢以為異，原因無他，搞個人崇拜使然耳！鹿橋說蔣經國是“不搞個人崇拜的領袖”、徐一鳴（上海複旦大學教授）說蔣經國“不搞個人崇拜”，統統是不知所雲。蔣經國不但搞個人崇拜，門檻之精，甚至出蔣介石而上之。蔣介石的個人崇拜，使民畏其威；蔣經國搞個人崇拜，使民惑其親。以無黨無派自命的台灣人吳三連竟亦說蔣經國“仁民愛物，功在國家”，台灣政客朱高正說蔣經國“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國家領導人”，這些不實的諛詞，究其原始，都和蔣經國的“親民‘秀’（Show）”不無關係。而這一“親民‘秀’”，正是蔣經國搞個人崇拜的現身說法。
蔣經國搞“親民‘秀’”，可算是他一生最精彩的演出。他光在1978到1981年的四年間，就下鄉一百九十七次、“與民同樂”一百五十五天。細部舉例，像開東西橫貫公路，他親自入山二十一次；像盛產西瓜的豐田村，他連續五年來個五訪；他一會兒到南部佛光山四度蒞臨，一會兒又到北部唐山木器行登門道謝……歌功頌德者連篇累牘地稱道蔣經國這種為政之道，殊不知這是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中國政治哲學的為政大道是《淮南子》所說的“重為惠，若重為暴”。“重”是不輕易，統治者要不輕易施小惠，一如不輕易做壞事一樣。統治者要節製自己，做到“無智”、“無能”、“無為”的三無。“無智，故能使眾智也；無能，故能使眾能也；無為，故能使眾為也。”正因為統治者自己不顯擺聰明、不炫耀能力、不撈過界下決定，這樣大眾才能發揮他們的責任與才幹、才不做奴才。但是蔣經國卻一反其道，他要親施小惠，並且政由己出。結果呢，一個七層慈雲講寺算不算違建、一片九孔養殖場該不該拆除、一次中秋節應不應彈性放假、一家小琉球發電廠要不要搶救整修，都要領袖說了算，到頭來領袖永遠是“一生勞瘁”、“力疾從公”，他累得要死，手下奴才卻閑得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