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對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分析是建立在其微觀經濟分析的基礎上的，從而形成一個用來說明市場社會中經濟關係的本質（包括適應這種製度的經濟政策）的完整經濟學體係。
在微觀經濟學方麵，他的價值論把勞動看成是價值的惟一源泉以及把每一種商品中所包含的勞動量視為是衡量交換價值的尺度，並以此為基礎，通過考察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的關係，分析了競爭約束個人自利行為的作用形式和價格機製配置社會資源的運動過程。他的分配理論分析了工資、利潤和地租的決定，並考察了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他指出，利潤是雇傭勞動創造的、超出工資以上的那部分剩餘，但由於競爭的加劇和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減少，利潤率將趨於下降；至於地租，則是土地所有者憑借其壟斷權而獲得的一種收入。但是，當他力圖把價值論與分配論結合在一起時，斯密的論述有不少混亂甚至相互矛盾的觀點，成為後來的學者各取所需的源泉。
在宏觀方麵，斯密所關心的是經濟增長的性質和動態變化過程：究竟是什麼力量驅使近代社會的經濟不斷發展？按照他的分析，這部分可歸因於市場機製本身，因為，市場在鼓勵人們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中會自然地觸發出他的勤勞、節儉品質和創造精神，並通過競爭的力量，引導人們把其資源投向生產率最高的經濟領域，從而促成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除此之外，還存在著其他基本的力量，那就是以勞動分工為主要基礎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資本積累所推動的生產性就業人數的增加。因此，他一方麵詳細分析了分工如何導致勞動者技能的提高、時間的節約和技術進步，並進而考察分工發展的條件，提出“分工受市場規模限製”的著名論點；另一方麵考察了人口的增長和資本的積累對生產性就業量的決定性作用，以及資本積累的源泉——節儉和儲蓄。這些觀點被後來的經濟學家奉為經典。
在經濟政策方麵，斯密是經濟自由主義的倡導者。他期望在自律的個人自由基礎上建立起一種自發調節的社會經濟秩序，因而倡導一種“自然的簡單明了的自由體係”。在其中，政府隻需維持和平，建立和維持一個嚴密的執法體製，以及提供教育和其他最低限度的公共事業；政府無需幹預一般的經濟事務，可以放心地讓每一個人有按他自己的方式來行動的自由，他自然地會對公共利益做出最大的貢獻。也就是說，自由的社會經濟體製是市場經濟得以順利運行和經濟增長的基本條件。
斯密的理論體係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經濟學體係，雖然其間缺乏嚴密的邏輯以及存在各種矛盾，但兩個多世紀以來，一直對經濟實踐和經濟學的發展具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幾乎從他還在世時開始，經濟學家、政治學家以至其他學者都力圖使斯密的思想適應其某種體係或時尚。每一代人和每一個經濟學派都在尋找“自己的亞當·斯密”，且總能如願以償。因此，把他視為“現代經濟學之父”是有充分理由的，他的著作永遠不失為經濟學的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