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這樣的詩，我的內心深處有種什麼東西被深深蟄痛著。詩，成為一種洗滌靈魂的水流，於你於我來說，也許正可慰藉失落的精神天地。苦與樂，是詩人必然品咂的兩種人生況味。如果沒有這兩種生命體驗，那麼他（她）的人生沒有挫折的“疼痛感”，其詩也索然無味。而在苦痛與歡樂過去之後，對人生一種淡然的力量，就會升騰在側。那麼寫作也會表現淡然、平靜。於無聲處靜等驚雷勃發。那積釀許久了的雨意，自會婆娑在天上。這種平靜中蓄積的蒼天偉力，也許更會撼人心魂。如同尼采所闡示的苦與樂，一定是有著“必然有的要素”。然而，尼采又能把這種必有的要素，添加了一個重要的解釋，就是：不經曆十分愁苦，是達不到這些要素的。且這種愁苦，是整個民族或人類的愁苦，是集體記憶，而非個體記憶——“試看那些最優秀、最完善的個人和民族的曆史，請問有哪一棵大樹長到這樣驕人的高度沒有經過風霜雨雪？請問，厄運和外界的阻力，某種仇恨、妒忌、懷疑、頑強抵製、強硬反對、吝嗇、暴力，難道不都是有利的條件，無此則任何偉大，即使是美德，也難以成長起來？”
因此，黃曙輝在抒內心之感喟時，就多了一分從容、淡泊。如他在《寫在紙扇上的高山流水》這樣寫道：
現在十年一覺我無夢
重拾年少時破舊的衣衫
薄幸之名與我何幹
我隻養一潭清水
在晚間獨照魂靈
所有的花落花開一切聽便
我在時間深處遍種蘭草
有點陽光不要拒絕
在日光不能照射之處
一樣怡然悠然
蒲葵之扇可以隨意輕搖
紙折扇寫滿內心的高山流水
當然琴音裏必須有蘭花的香氛
忘情時可以吹響口哨
擊拍子虛烏有的鍾鼓
物象的土壤與心靈的水脈相融合，定然會有些許感懷。生命中沒有了怨憂，有的是一份風雨欲來內心淡定的從容。這份心態，是一個大詩人所具備的素質。冷抒情，往往要高過於熱烈的呼喊、狂放的歌吟。那份淡然，在這種自然的釀發中，衍生出自然而然的生命之本體力量，詩性也自然美妙。這也許正是詩人在創作過程中，對於自身命運觀照。以我為軸心，是從本體出發，為客體的自然找到一種對應言說的鏡像；以自然為軸心，變客體為本體，為主體在自然裏尋繹到鍥合於人生本質的所在。那麼，詩在這時，就會發酵成可以讓生命酩酊的沉醉。
上述語境中，全部構成了的語言因素、個體情緒、冷抒情的尺度、傾向性預謀的動因，揭示或者預言，都在語言中較好運用著。語言鏡像玲瓏、立體，如同羅伯特？格雷夫斯所說的那樣，作家（詩人）的基本職責，就在於不停打磨話語、發掘話語、站在話語的角度說話，運用話語，戰勝話語。在對語言的把握中準確掌控著意境的流漾。如此，對於一位成熟的詩人來說，可以隨手拈來或者隨時進行創造。以語言來運載語境，以意義的指向來鍛造純粹的詩藝本身。
另外在當下，文化裂變呼喚人類精神的放達與飛迸，以及之後的重建與複歸。那種由曆史感所生發的民族精神、對生命虛浮的揚棄，永遠是一代人思索的問題。但是，我們如何能從無根狀態中超離出來走向堅實的精神基座。這確是有曆史感的詩人思考的大課題，也是詩人的宿命與之對峙的精神壁壘所在。但是，我們——作為現實的人，總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莊子），那麼我們如何以強勁的生命崛動來關注自身的生命意義？
再如他的《菊花飲》：“這些菊花／跋山涉水／從千裏之外赴我的約會／它們是經曆過嚴霜的君子／內心的清芬正是我的向往／／我用高山的流泉衝泡／體內沸騰的血液浩浩蕩蕩／有一些火需要慢慢熄滅／秋野的黃菊和我同樣姓黃／／塵世太多紛擾太過蒼茫／我用菊花之魂洗心洗肺／流水從我的骨頭裏滔滔而過／清風吹拂我的骨頭也有菊香”。不僅僅是文辭之美，還內蘊著莊子“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國古代哲學裏，“天”並不是表麵意義上的代表上天，它更多的，是自然萬象的總體。從一瓣小小的菊花的香芬出發，詩人黃曙輝確實找到了與自然之象共融共生的“一個美好的去處”。在這裏，“我”體內有這菊香，那“菊的香芬”中有我的浩蕩血液這兩種生命本象的辨析。人與菊，本體與客體，就這樣被融合在了一處，天地於一瞬間，生發了大美。那璞玉般的美，剔透、溫潤、淨潔，閃爍盈盈泠泠的輝光。一杯菊花飲，爍映著內心清冽的閃電，已然足矣。因為它帶給生命的，不僅僅是潤澤身心的舒泰，還有更為深刻的浸透：對於靈魂的撫慰。這一杯菊花飲，讓“我”與物的界限，從此相融，不分彼此了。而詩的傾向性預謀，則有了一種“唯美回歸”的精神本質力量。
這種與自然一同行進著的生命融合，在他的《苦茶》裏也有所呈現：
它一生也許過於短暫
這些早夭的苦澀用鐵砂鍋一炒製
就成為絕世的藥
醫治每日的舌苦喉幹和內心鬱積的火
它們的苦是不能言說的語氣助詞
不能言說的沉默用紫砂壺盛著
飲下三盞便通體舒泰茅塞頓開
沉默的泥土從不說話
這苦綠的魂魄也不說出它們的苦
它們在沸水中溶解前世今生的煩悶
滲入體內的藥液將化解塵世的憂愁……
這種以卑微觀卑微，我與物、本體與客體的“界限模糊”的寫作狀態，在中國古老的詩學中也許不泛鮮見。但曙暉更能以曉暢的筆觸，來詮釋一種“生命之痛”，來切入這種唯美，確乎令我感動、擊案叫絕。從某種意象上來說，它屬於一種生命的超驗。而超驗的詩歌，本身就要求詩人以唯美來回應本質的詩性。超驗主義大師愛默生，就曾在論《詩人》一文中，就有關詩的想像力的論述時這樣闡示：“事物轉化為詩歌，正像它們轉變為更高級的有機形式一樣。每一種事物之上，都存在著自己的精靈或靈魂，如同事物的形式被眼睛反映出來一樣，事物的靈魂則被詩歌反映出來。”這種“物我映照”在黃曙輝的詩作裏比比皆是。《我是一枝幹枯的蘆葦》、《一條蚯蚓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鳥聲》等，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