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勳長期結黨營私，在京城和全國各地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惡勢力集團。他們物以類聚，同惡相濟，盤根錯節，利害趨同，有一定的聚合力。緊隨郭勳的一些心腹爪牙亦往往成了腰纏萬貫的大富翁。如高時彈劾章中所提到的內官監匠王欽，就擁有家貲百萬兩銀以上。
郭勳的關係網撒得既廣泛又嚴實，他勾結的第一層次對象為最上層的實權官僚，如嚴嵩、霍韜、張璁、桂萼等，都是入閣的尚書和大學士。郭勳與他們結成聯盟，此呼彼應地互相配合攻擊政敵，往往使對方防不勝防，叫皇上不信也得信。他們對待首輔夏言和楊一清就是這樣幹的。張璁是永嘉人，七次考進士不第，直到四十七歲才如願；桂萼湖南安仁人，雖有才幹，但性剛使氣，屢忤上官下吏，人緣不好。朝中大臣大多對張、桂側目而視，而郭卻引為知己。曾有一起山西巡撫馬錄治李福達謀反案，牽涉到郭勳包庇縱容（郭勳叫李福達更名為張寅，混入軍旅，委為太原衛指揮，以逃脫罪責和懲罰）。“三法司”按山西巡撫初審意見定讞，而張璁向皇帝進讒，說這是為了議禮之事，大臣們串通起來陷害郭勳。於是皇帝臨時任命張璁、桂萼、方獻夫三人署理“三法司”，複審此案，結果盡反其獄，許多大臣被榜掠坐罪，還有一批人被貶竄。勳還有意交結一批身罹重罪的皇親國戚，以便他們日後一旦脫罪就能死心塌地為他效命。如原建昌侯張延齡、壽寧侯張鶴齡均係太後之親弟，因犯重罪監候當誅，由於勳等力保，一再拖延處決時間。還有一個罪官叫張鑭，乃是惠安伯張升的玄孫，也是外戚貴族，勳同樣嗬護包庇。這些人同氣連枝，榮辱與共。他結交的第二層次人物乃是職掌實權的中層官吏：如郭憲，係勳之族叔，任錦衣衛指揮，東廠理刑；金輅係獲罪知州，錢俊民是罷黜的刑部主事，李源為散拘巡視官，楊紹民雖是一名在逃生員，但有才名，郭勳用之為“智囊”……第三層次人物更是等而下之，軍校、旗牌、道士、娼妓、市井棍徒，三教九流，無所不包。郭勳平時豢養門客有千餘人之眾，在《招供》中被點名的就有數百人之多。郭勳儼然成了官商合一、黑金勾結的中心人物。
嘉靖對郭勳的姑息包庇是顯而易見的，除了鐵證如山、國法難容、實在包庇不了的罪行以外，就改用避重就輕的辦法，能拖則拖，能減就減。現試從《招供》引用的“欽依”（聖旨）中摘錄幾條，用以說明：
“暫令認罪回話，姑待勘明處治。欽此。”
“法司知道，欽此。”
“著三法司一並問明來說。欽此。”
“郭勳朕自有處。郭憲辭退了，其餘有名的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一並打問了來說。欽此。”
“明是欺罔了朝廷，全無人臣之禮，論法當重治，念勳係勳戚世臣，姑從寬革去管事並傅、保職銜，著在中府帶俸閑住。”
“（勳）情罪深重，你們既追問明白，送法司擬了罪來說。欽此。”
有時皇帝還故意諉過於臣下，說什麼“昔年有旨，著不許延挨過期，上逼至冬至之日（冬至祭天，停止行刑），為何屢不遵奉？三法司並該科的禮部，從重參了來說。欽此。”
嘉靖二十一年（1542）九月壬寅，勳病死獄中，嘉靖嚴詞斥責臣下“賣法市恩”，旨曰：“吳山等失業廢法，劉三畏等扶同不舉，好生蔑視國法！且郭勳既問……不合又令死於獄中，是何法律？本當都拏問重治，姑從寬處毛伯溫、戴金等各罰俸三個月；葉相、屠僑姑留用，各降俸二級；劉三畏等各降二級……明年再違延旨，定當重治不饒。郭勳已死，這事未有著落，著三法司擬議來說。欽此。”直至三法司遵旨將複議意見上報，嘉靖卻又法外施恩，在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1542年11月29日）聖旨中說：“郭勳世受國恩，不思圖報，大肆凶殘，幹犯重典，既已在監病故，罪惡已懲，原擬妻子財產俱免入官為奴……會議削除爵位、追奪誥券，著吏、兵二部奏請定奪。郭憲本當處死，也從寬送兵部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欽此。”可見嘉靖確實是郭勳的最大保護者。
貪汙腐敗現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其嬗變形式和為害程度，往往因人、因時、因地而異。封建專製是絕對的人治，其最高統治者皇帝的態度是起決定作用的。就明代而言，明太祖整頓吏治是相當嚴厲的，因為朱元璋出身於民間，深知民間疾苦及貪官汙吏之可惡，多次表達了反腐懲貪決不手軟的決心，他說：“嚐思時在民間，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之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又諭：“凡犯贓罪者，罪雖已赦，仍征其贓。”又例如尚安慶公主（朱元璋第四女）的駙馬歐陽倫，不顧禁例，多次遣仆人私販茶葉出邊境，家奴周保尤橫，動輒役使驛站及關卡官吏，稍不隨意即鞭笞司吏。朱元璋聞知大怒，立賜歐陽倫死，惡奴周保等亦伏法。明人呂毖著文稱：“贓至六十兩以上，俱剝皮貫草。凡府、州、縣、衛所衙門之左，特立一廟祀土地，為‘剝皮場’，名其廟曰皮場廟。又於公座之旁，置一剝皮貫草之袋。”（呂毖：《明朝小史·洪武紀·皮場廟》）此等慘無人道之酷刑，當然應該廢除——以後事實上也就很快廢止了，但朱元璋雷厲風行治貪反腐之決心可見一斑。此後，明代的反貪力度愈來愈見消減，到了中葉，腐敗滋長蔓延已至難以收拾的地步。據《明史》卷三百零四《宦官傳·王振》、高岱《鴻猷錄》卷十二、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六，清查濟佐《罪惟錄·帝紀》卷十二、褚人穫《劉魏合轍》，以及近人印鸞章修訂的《明鑒綱目》（1936年世界書局出版）等書記載，明英宗年間太監王振歿後，“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株，其他珍玩無算。”正德年間（1506-1521）太監劉瑾伏法抄家時，共搜出“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餘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百餘萬兩，寶石二鬥，其他珠玉寶器無數。”嚴嵩父子倒台抄家時，就抄得“金銀、珠寶、書畫、器物、田房，共估銀三百三十五萬九千二百四十七兩”，還有裘衣、帳幔被褥近四萬件。明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賢被崇禎抄家時，追出贓銀就達銀元寶七百萬錠之多！還有一個福王朱常洵，係萬曆第三子，其銖求搜刮，更無人可及。但是郭勳的所作所為，又有其別人無法與之比擬的特點：他身為世勳貴戚，爵封公侯，手握重權，網羅黨羽遍及朝野上下，三教九流，直至市井、勾欄、方外，而且本人文武諳熟，心計極工，是一個“官黑合一”頗為特殊的人物。而這樣的一個豪貪，由於存世史料不多，往往被人忽視，最近出版《中國反貪史》（2000年6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初版）下卷明代部分，亦遺憾地疏漏了郭勳這樣一個大貪官。
郭勳的出現，自有其特定的曆史背景：到了明代中葉，我國開始進入了封建社會後期，專製集權達到了空前強化的程度，皇室、貴戚、官吏，自上而下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集團，敲骨吸髓剝削馴良的勞動人民，其貪婪程度，比前朝更甚；他們中某些人，多以官商的麵目出現。《中國古代的官吏經商》一文（載《史學月刊》1999年第4期）指出，明代官商約占了商人總數的相當一部分，貴戚近臣控製了“大生意、大工程的專營權——即今之所謂‘批文’者，禁止他人染指，就中上下其手，獲利之豐，小民實在難以望其項背。”觀照郭勳所作所為，典型地具有上述特征，而且在某些方麵更有過之，如私設稅卡、綁架勒索，等等，連一般官商都無法做得出來的。郭勳貪賄勒索還另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職務犯罪。試看他虛報冒領巨額的皇家工程款項，勒取磕頭銀、乾工銀，哪一樣不是以權謀私的職務犯罪？
以史為鑒，《招供》一書，不僅對研究明史者有價值，而且對今人之研究反腐防貪課題的也有一較大的參考作用。
（此文原載《浙東文化》2002年第1期，寧波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