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廣開皇店，冒領庫帑，剝克將校，濫役士卒
“每年山東、河南各處春秋領班都司到營，概送磕頭銀（各）二百兩，領班指揮磕頭銀（各）五十兩，管隊千戶、寫字旗軍各五兩，每年共計該銀三萬三千三百九十五兩，交納若為定分。要之，皆非各官之己資也，卻將班軍行糧賞米一一扣除，交送明白，方免捆打恥辱。”
“勳因修理團營教場官廳，隨行撥軍五百名，春秋兩班，做工三個月，乘要料取銀，不合令孫聰、陳琭分付每營止留一百名做工，二十四名寫字，其餘三百七十六名每月每名取包工銀一兩，每年每營共計乾工銀二千二百五十六兩，共十二營，計該銀二萬七千零七十二兩，令孫聰、陳琭並脫逃何得林逐名催取。又山陵並各工所派撥官軍做工，春秋兩班亦各三個月，勳不合令孫聰、陳琭將春班楊勳等八千員名，秋班於宗舜等二千員名，每月每名索取乾工銀一兩二錢，俱送勳，不合枉法入己，隨將各軍俱賣放去訖。勳又明知《大明會典》內一款：‘管軍官吏克扣月糧，將無作有或以有為無者，將害人的官吏抄沒家產。’又不合故捏造前項，各賣放官軍做工花名文冊，令陳琭等赴各倉盜支各官軍糧賞，每名行糧米二石四鬥，賞米一石二鬥，每年共乾工銀三萬六千兩，米三萬六千石，俱勳枉法入己。”
“嘉靖十六年（1537）月日不等，勳見得內府鋪宮銀兩甚多，要得侵用。不合令王欽並鎮撫司見問……節次冒領前項銀兩，侵克入己。又節充商人名目，赴工部支領各項料價銀四十二萬兩。”
四、擅收國稅，苛征雜費，走私販私，違禁邊貿
“南京財賦之地，淮揚漁鹽饒腴之所，臨清、徐州、德州又齊魯會通貿易之區也，勳皆置有秤店。糾同夥計，興販群聚，充擴道路，水陸車船各懸翊國公金字牌麵，騷動地方，關津莫敢正視。侵漁民利，歲入钜萬。貪夫溪壑難填之欲，可謂無遠不至矣！”
“邀截商販雜糧，每糧一石，稅銀一分，每年共計得銀三千六百兩，送勳入己。又不合於通州地方，私置大店一所，興販官私鹽引，每年賣過鹽三千餘包，共得銀三千兩，送勳入己。嘉靖十一年（1532）二月內，又不合於張家灣私置店房一所計四十餘間，強買運船官糧，在內囤放。又不合於張家灣置板廠一處……攤放低銀，每五兩準折運船一隻，折賣得利入己。”
“令鄧欽、董翔鳳帶領軍牢人等，於崇文門外戶部分司地方，立郭府錢稅名色，凡分司稅過客貨，俱照數抽取，每日計銀一百兩，每年共計該銀三萬六千兩入己。……令脫逃李、張受等，亦各不合違例聽從，於河西務戶部分司地方，把持官府，攔截客貨，照前抽取，每日計銀九十兩，每年共該銀三萬二千四百兩，俱送勳入己。”
“有在官車戶戈春、沙江，前赴工部領出慈慶宮各工所灰價銀一萬七千餘兩，勳不合令李福、陳琭用強奪去伊銀一千九百五十兩入己。本年八月內，戈春、沙江又為別事被郭憲拿在東廠，聞知郭憲素與勳交結親密，不合央嶽珣等將銀一千二百兩向勳。”
“皇親指揮錢維垣，原有欽賜福德、富順、普安三店，各家討取店錢，養贍家口。本年十一月內，勳要得挾勢網利，欺淩勳戚，不合令孫淮等前往福德等店，代伊掌櫃……每月收過稅錢福德店銀六十四兩，福順店銀一百六十兩，普安店銀四百兩，俱係孫淮等陸續收送，勳與張溶、張鑭、錢維垣各均分，勳每年共得銀三千七百四十兩入己。”
“又不合令李福、孫錫等私越邊關，將茶鹽前與朵顏夷人，交結相通，興販番貨馬匹，規取利息，透漏邊情……”
五、縱重囚，納降叛，鬻官爵，開妓院，放高利，索壽禮，陵寢開窯，交結方士
“勳為臣子，門客家人數有千餘，蜂蟻成群，虎彪為族，如充軍奸徒張維，係逆瑾（劉瑾）黨與張彩之親弟，不知何以用為幕賓？……嘉靖六年（1527），有餘姚縣歇案逃犯今在官生員楊紹元不合越關來京潛住，勳聞知楊紹元素有文名，不合招致在家。嘉靖七年（1528）七月內，有先年犯罪知州金輅侵盜官銀逃回事發，刑部題奉欽依：‘發隆慶衛永遠充軍著伍。’勳不合將金輅取回，私置門下。”
“嘉靖九年（1530）五月內……隨署掌後軍都督府事，奉敕提督十二團營及各處工程。勳就不合背負國恩，與見監都察院逆囚張延齡交結親厚，及與在官千戶郭憲、楊紹元並刑部罷黜僉事錢俊民、主事翁守洪結為奸黨。又不合招收四方亡命並無賴惡棍，及糾合各營號頭、旗牌、寫字官軍人等（奏折中列舉了刑部校尉呂寶、順天府學生員裴應龍、張延齡家人周德、方士唐神仙即唐姝姍等一百九十人的姓名），俱各投勳門下，結為心腹，分布爪牙，生事害人。”
“本年九月內，張延齡為殺人命事，發刑部等衙門，節該題奉欽依：‘監候處決’。勳不合黨附，將伊家人李彥實、吳質、張洪、脫逃周德收留在家，遞送消息。又不合令孫沄、孫淮等帶張洪代伊掌管和遠店一處，索取店錢及招攬官私鹽引在內堆放，每年共得銀一千五百十兩，送與張延齡家收用。”
“陵寢龍脈去處，不合包藏禍心，故違禁例……於西山渾迤東一帶灰峪村等處禁地內開鑿煤窯一百六十二座，陰損龍脈。又強占河西民地內在官張本等民窯九十七座。”
“令劉欽等越關潛往遵化等處礦場，盜取礦砂。”
“有在官何清娼店一所，共房四間，勳不合將銀十五兩強買。又不合於西城金城坊私置房店一所一百四十間，招住娼婦，取討房錢……”
“勳家積金銀富侔皇室，京城內外蓄貯糧米逾太倉。討要參將趙卿長刀五百餘把收藏。私家寫畫觀音、關帥萬餘軸，分散內外軍民之家，使祝己壽。”
“又不合將（勝泉寺）地內已葬僧妙空等屍棺五口發掘，逼令移葬。節年收過地租銀計有二千餘兩入己。有在官林拱，因缺銀用途，借去勳銀七十五兩，勳不合將伊房一所十六間值銀三百餘兩，用強準折。有在官範麒房一所十八間並花床等物，共值銀七百兩，勳不合令孫沄將銀九十兩、絛繯一付，勒令範麒承諾，將前房並花床等物一並占管……又不合私置城南店房一所五十餘間，令唐儒將銀一千兩，放印子錢債。”
“與未到官術士段朝用，各不合故違，私自招致家內燒煉丹藥，鑄造銀山大小五座，內一座上有小金佛一尊及小山二十六塊。又不合令段朝用鑄造九曲盤龍鼎器，在家妄擬僣用。本年八月內，又不合令已故參將李節鑄造應禁鎏金園爐六十四麵，方爐四十麵，在家僭用。”
“有在官四川民人史忠，要得投充將軍，不合越關來京投勳，亦不合容留潛住，勳又不合候會選將伊保奏，收充將軍。”
郭勳吞噬民脂民膏並國庫的數額究竟多少，確實難以統計。僅以《招供》所舉之例，其數額之巨，貪婪之烈，範圍之廣，持續之久，都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如強占已故太監蕭敬等六處房產，按當時值就達百萬兩以上。此外強占的大店有八十三所，房二千七百九十四間。勒取磕頭銀、乾工銀、山陵包工銀、稅務銀、在店稅銀及販私鹽所得，初步統計得銀八十四萬四千零六十四兩，銅錢五百四十二萬文。至於被他掠去的金銀財寶和名貴家具更無法統計。郭勳的貪贓枉法是赤裸裸地依仗權勢與暴力進行的，所以名之曰“豪貪”也未始不可。
郭勳的保護傘當然是也隻能是當時的最高統治者嘉靖皇帝。郭勳善於揣摩上意，覷準時機，既討皇帝歡心，又求得自身名利和欲望的滿足。例如嘉靖登基伊始，迫不及待要解決生父的尊號、正位和袝廟問題，郭勳就主動聯合張璁、桂萼等投皇上之所好，力排眾議，一而再、再而三上表勸進，這當然會得到皇帝的好感和寵信。又如嘉靖十年（1531）八月，他隨駕巡幸承天，承天原為湖北安陸州（鍾祥縣），曾是興獻王的封地，嘉靖把它升格為承天府；郭勳於此時乘機提出請求將自己祖上郭英補入配享太廟的功臣行列，嘉靖也一口答應了。皇帝要為生父增榮，勳則乘機為自己祖上添彩，正是掌握火候恰到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