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觀吳三桂的一生，特別是他降清前後的種種境遇和表現，我們可以看出：他的命運就如同他守衛的關寧防線一樣，總是處在那麼關鍵的位置上，一舉一動都製約著自己，以及兩邊不同勢力的生存發展。也正因如此，他總是左右為難，在夾縫中求生存，不斷麵臨著一個又一個決定自己命運的生死選擇。
客觀地說，吳三桂是動亂年代中的一個悲劇性人物，他的命運本該得到一絲同情。但自從他決定降清那一刻起，他確實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盡管作出這一決定是如此艱難。
如果生在承平時期，吳三桂本該是邊關軍中的一個平常軍士，但明末遼東戰火把他迅速推向曆史前台，使他的軍事天賦得以施展，迅速從一介武夫中脫穎而出，成為青年拜將的天之驕子，萬人景仰的道德楷模。王朝更替的動蕩又將他推到萬眾矚目的位置，成為明政府、清王朝和農民軍都千方百計想要為己所用的關鍵人物。但這些突如其來的機遇也給他帶來了無盡的煩惱。
從吳三桂每戰必身先士卒，向以“敢戰”著稱來看，他並非貪生怕死之徒。他的人生設定應該是在付出一定代價的前提下實現理想。但錯綜複雜的戰況和爾虞我詐的權力角逐，使他必須一次又一次麵臨生死存亡的抉擇，通過這些主動的或被動的選擇，他得到了他所期待的一切：權力、財富、榮耀和女人。同時也失去了一個正常人應該享有的最基本的精神依托：親情、友情、道德和名聲。
如果這些所得與所失僅僅對吳三桂本人帶來了莫大的傷害或機遇，他的名聲可能還不至於淪落到今天的地步。問題的關鍵是，在那個千變萬化的曆史時刻，他的選擇決定了誰才是群雄逐鹿的最後贏家，而誰又將淪為改朝換代的墊腳石。於是，一切煩惱都來自於選擇的過程和結果。
當他選擇獨領二十名家丁衝進重重包圍的敵陣，舍身救父的時候，他為自己迎來了“孝子”的美名；當他選擇獨守邊關，一次又一次拒絕清廷待遇豐厚的勸降條件時，他為自己換來了“忠臣”的聲譽，也客觀上延續了病入膏肓的明王朝的統治壽命。這時的吳三桂，是國家的柱石，道德的楷模。
明朝滅亡後，他權衡利弊，決定投靠農民軍，為自己選擇了重新開始的機遇，也為一個嶄新王朝的建國大業提供了重要保障。但當他得知即將投靠的新主正在收繳他的家產、虐待他的父親、霸占他的愛妾時，他選擇用公開決裂的態度釋放自己的憤怒。這樣的選擇使他的父親和在京家小死於非命，更使中國曆史上又一個由農民起義建立的朝代被扼殺在搖籃中。
當麵臨強敵壓境，生死攸關的時刻，他選擇投靠曾經的敵人——清朝，經過痛苦的掙紮，放棄一直堅守的信念，作了從古自今最令人不恥的角色——叛徒。他打開關門引狼入室，使這個異族建立的政權用最低的代價入主中原，並迅速統一全國，建立起強大的王朝。
如果他的選擇就此打住，他大可以憑借對清朝無與倫比的貢獻，保住他的既得利益，甚至一定程度上挽回失去的“名聲”。就像他的老師洪承疇那樣，生前死後受到朝廷的景仰和祭拜，直到那位自負的乾隆皇帝統治時期，才會“卸磨殺驢”般將其歸入“貳臣”行列，成為和平年代強化忠君愛國觀念下，冷嘲熱諷的對象。
但可悲的是，吳三桂的選擇並未結束：他選擇弑殺舊主來邀功領賞；他選擇晚年再叛，自立稱帝。這些選擇換來的是徹底的身敗名裂，滅族慘劇，更是自身道德底線的徹底淪陷和千古罵名的無法挽回。這也使明朝的遺老遺少，清代的官、民史家，民國的革命誌士以及後世千秋萬代還相信道德倫理對人類文明有積極作用的人完全失去了給他翻案的動機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