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頗有建樹的皇帝，莫不把安民治民作為治國之本。雍正帝也不例外，在他執政期間，對部分"賤民"，雍正帝大膽地開豁其賤籍，使得這些人能更好地從事農業生產，同時鬆弛了這部分人對封建社會的人身依附關係。雍正帝還十分重視正風俗、厚人倫的社會教化，對崇尚節儉、拾金不昧、樂善好施等行為予以推行與獎勵。雍正帝大力推行的安民治民的保甲製，既解決了人口編審問題，又解決了地方治安問題，具有一定的社會積極意義。可以說雍正帝是勇於改革並取得了相應成就的君王。
廣訓聖諭，教化民眾
雍正帝作為封建時代的皇帝，在統禦萬民、自守帝業方麵有著獨特的智慧。對民眾實行"教化"，其最終目的就是為了維護皇權，維持社會的穩定。
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頒行了《聖諭十六條》，其主要內容是："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息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警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誌，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良善，戒匿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防盜賊，解仇忿以重身命。"它的作用就是讓人民安分守己。雍正帝深知它的作用，說它"自綱常名教之際，以至於耕桑作息之間，本末精粗，公私巨細"。雍正帝對此很重視，為了使人們看得更明白，雍正帝讓人對其逐條解釋，洋洋萬言，最後彙編成《聖諭廣訓》，於雍正二年（1724年）頒行天下。為了切實發揮《聖諭廣訓》的作用，七年（1729年），雍正帝命在鄉村設立鄉約，凡大鄉大村，派約正一人，值月三四人。約正由地方官於生員中挑選充當，政府酌量發給補貼，值月由耆民充任。他們備置兩種簿冊，一記民間"善行"，一記"過惡"，以便對民人進行表彰和規教。
雍正帝設立鄉約，主要目的是宣講《聖諭廣訓》。因此，各個地方對約正的宣講都非常重視，並且最大限度地將聖諭內容傳輸給民眾。值月宣讀，約正用通俗的語言解說，以使聽眾明白，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提問。講解完畢後進行善惡二冊的登記。在州縣，宣講較為鄭重，地方官和紳衿聚集於明倫堂，主講者在鼓聲中登台宣讀《聖諭廣訓》條文。在省會宣講，儀式是最隆重的，也最為複雜。首先在公堂設香案，文武官齊集，穿著蟒衣，行三跪九叩禮，禮畢赴宣講所，先由司禮生宣布講解會議開始，宣講人到香案前跪拜畢，捧上諭登講台，由司教老人跪著宣讀，司禮生再宣布開講，宣講人始行解說。在這個過程中，軍民必須全體站立、嚴肅諦聽。由此可見，雍正帝對於《聖諭廣訓》的宣傳力度之大，足以深入民眾的骨髓。
在宣講《聖諭廣訓》的過程中，雍正帝特別崇尚節儉。元年（1723年）八月，他訓諭百官："國家欲安百姓，莫先於厚風俗；厚風俗，就得崇尚節儉，禁止奢侈。"在他看來，隻有崇尚節儉，才能使社會風俗敦厚，官民才會各守本分，社會秩序才能安定下來。
為了能使官員起到良好的帶頭作用，雍正帝下令，文武百官要按品級規定戴素珠，穿馬褂，進膳食，用座褥，放引馬（高官大吏出行時前導的騎從）。他說大小官員有一定的品級，就有一定的服製，"所以重名器也"，"但近來多不按品級，隨便用素珠、踢纓、導馬，都是不應該的僭越，因令八旗大臣、步軍統領、都察院嚴行查核，對違犯者即行參奏。"雍正帝規定，四品以上官員，彩禮首飾不能超過8件、食物不能超過10種，五品以下官員遞減。舉行婚禮，有品之官，隻許用6個燈、12名鼓手，隻能比一般平民多2個燈，2名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