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年齡段來看，阿圖爾·叔本華在法蘭克福幾十年意味著他從年富力強的壯年逐漸衰弱為老態龍鍾的白發老人；而從他的威望的變化趨勢來看，則意味著他的影響從幾乎完全不引人注目逐漸地擴展到一種無法估量的範圍。然而，這並不是命運對他的偏愛，隨著聲譽的日漸增長，也越來越多地招致了他對於心存敵意的反對者的惱怒和對於那些與他的思想相抵觸的觀點的蔓延的不滿。這位老鬥士從未間斷的怒氣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采用最為有效的回擊方式。例如，他把曆史學家弗裏德裏希·馮·勞默爾的學院就職演說說成是“離職演說”，因為在這個演說中充斥著攻擊他的錯誤引文；他把生理學家雅各布·莫勒肖特在其著作《論生命的循環運動》中對“意誌”的解釋與一個理發師本屬於解剖學和生理學的想法相對比；對於路德維希·畢希訥的同樣是唯物主義決定論的著作《力與物質》一書，他僅以一句極其刻薄的話給打發了：“這樣一個人除了學過一點橡皮灌腸器方麵的知識外，什麼都不會，沒有學習過哲學，更沒有考察過人性，而他竟然冒失狂妄地去探討事物和世界的本性。”這些鋒芒畢露的書麵攻擊完全可以與叔本華到處散步的關於黑格爾、謝林、弗希特的評論相提並論，與之相比，卡爾·古茲科宣布《補遺》為陳詞濫調顯然已經是相當有節製的了。此外，這位正在衰老的思想家從這時起可以委托那些開路先鋒們來公開維護他的思想利益了。他本人投入這部著作的精力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因為“人到老年方知時間的寶貴。這種情形正如一個人抓住了守財奴卻發現他沒錢一樣。”衰老意味著孤獨，這對於一個一向都在自己與普通人，“本性上的大眾化貨色”之間劃出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的敏感人來說，這種情形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不過，假若沒有某些悲哀的事件的突然降臨，叔本華是感受不到這一點的。
母親為了有利於他的妹妹而剝奪了他的繼承權之後，於1838年去世了；1849年阿德勒也離開了人世。“周圍所有的人都死去了……您還是我年輕時認識的少數幾個人之一……”叔本華在寫給妹妹年長的女朋友奧蒂麗·馮·歌德的信中這樣說。
即使是這樣久遠的友誼關係也在這個年輕的女同伴的一次拜訪後而突然地煙消雲散了，因為精神上的距離再也產生不了真正的信賴了。“人的年齡越大，人與人之間的隔閡也就越深，最後則完全孤立了。”不過，老人最終總算享有了那長久渴望著的內心安寧，這安寧既對他一生的成就給予了承認，也自然而然地安撫了他的激情。除了他那絕對的等級意識外，自負、敏感、多疑依舊牢牢地控製著他，而且還越來越嚴重，“由於長期的隱居和孤獨，我們的性情變得異常敏感”。最起碼，其固有的易於恐懼和對強烈的求生意誌的反麵的興趣並沒有減少。這位宣揚“否定生命意誌”的人也眷戀那種有堅強生命力、充滿創造力和影響力的正常人的生活。在此要重複一下，誰要對叔本華學說了解得不太充分，他就可能對此處的“矛盾”表示反感。因這種學說恰恰揭示了真理的矛盾：認識是受意誌的支配並為意誌服務的，盡管它能夠使自己從這種勞役中解脫出來，但是，隻要他活著，最偉大的認識者也不是一個“人”，也就是說，是生命意誌的一種表現形式。因此，沒有人會因此而對格言中樂生信念的基調感到驚奇：“我會活得很久，我睡眠充足，胃口很好。我想活到九十歲。假若八十歲就死了，就有些太突然了，若是九十歲時死了，生與死才會是平靜的過渡。”希望與恐懼在此是緊緊地聯係在一起的。
恐懼的是充滿痛苦的死亡。
畏懼痛苦，害怕傳染、疾病、事故和損失，確實終生都在折磨著這個過於敏感的人。因而他總是在考慮，在日常的私人事務的處理和操作中通過種種不尋常的手段提防著令人擔心的不幸。在這方麵，尤其是為了防止損失、被盜和被騙，他所掌握的多種語言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從不用德文來登記他的貴重物品並標出其存放地點。恐懼甚至還決定了他對住宅的選擇：住房必須在底層，以便在遇到危險時能夠迅速逃離。當他遷居到萊茵河畔的法蘭克福美景街17號住宅後，在經曆了許多年的租房苦惱後，終於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他第一次用自己的家具布置房間，盡管很簡樸。“對於精美而舒適的現代化設備和雅致的裝飾，他毫無鑒賞力。他的房間給人一種客店的印象，人們並不想在裏麵久呆，這是一套適合過客的住宅”，格威納的說法是可信的，因為這位極端的思想者隻有在富有才智的工作中、在思想中、在閱讀中、在每天習慣了的有助於恢複精力的笛子吹奏中，才會找到他的真正的“家園”。自己親自操持家務對他來說是額外負擔。對此，他以一首古典的年輕人的詩“在桑樹小屋我有一個計劃”回答了人們感興趣的問題。所以，列入他的目程表的是（每天兩小時的快速散步）到英國人開的飯店吃飯。他的個性引起了客人們的好奇，而且出現了崇拜者，這些人至少願意與他相識或者是與他攀談，其中有的人隻是“滿足於好奇”，有的人則向他做自我介紹。格拉夫·露易斯·亞曆山大·伏切爾·德·卡萊爾這樣說道：“當我於1859年第一次見到叔本華時，他已經是一位白發老人了。他的藍色的、生動的眼睛，薄薄的嘴唇，蕩漾著一絲細微的、譏諷般的微笑。他寬大的，環繞著兩個白色發卷前額為他那閃耀著才智的惡意的相貌增添了高貴與有教養的神采。他的服裝、他的波浪式的發型、他的潔白的領結，都使人聯想到這是一位路德維希十五時代的白發老人；他的舉止也是上層社會的人所特有的……他易於激動的性格在爭論中經常變得尤為激烈……談話時，他總是以其出色的拉丁語的、希臘語的、法語的、英語的和意大利語的生動的文學表現手法來點綴有些生硬的德語說明。在細節方麵，他那熱情、簡潔的表達方式，稀奇古怪的想法，信手拈來的箴言妙語，使時間過得飛快。”偶爾也有這樣的事，有些不識趣的妄自尊大者未經授權發表從這些談話中偷聽來的東西，這證明了這封書信的抱怨：“在10月1日的憲法報上，您也許會看到一個男人卑鄙的泄密，他把我在英國飯店晚宴上的談話見諸報端……”看來，這個如此晚才得到承認的人最終也不得不承受聲譽所帶來的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