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與房東的一次爭吵促使叔本華又一次更換住宅。他遷居到與之相毗鄰的美景街16號的底層，這是他人生旅途的最後一站。隻有在這兒，他才能夠把全部圖書放在他的工作室裏，而在以前的住宅中，工作室與圖書室是分列於過道的兩旁的。格威納敘述道，由於這種新的布置，“他似乎變得比較溫和，比較友好了。叔本華就死在這個房間裏，在這個房間角落的一個大理石托架上，擺放著一個鍍金的釋迦牟尼雕像，寫字台上放著康德的半身像，沙發上方懸掛著歌德的油畫像。在四壁上則掛滿了康德、莎士比亞、笛卡爾、克勞迪烏斯的畫像，還有幾幅家庭畫，主要是他年輕時的畫像和一些關於他在不同年齡段的達克雷式照片，其周圍還有不少狗的畫，等等。他的那條卷毛狗就臥在沙發旁的一塊黑色的熊皮上麵。”白色卷毛狗的繼任者是褐色的卷毛狗布茲，它的腦袋上紮著繃帶，長長的耳朵耷拉著，守衛在房門口。是什麼事使這位認為“兩足的社會”是多餘的哲學家承認，“如果沒有狗，他就無法生活，在為歌德的第七十四首威尼斯諷刺詩撰寫的反詩節中，他是這樣解釋的：“有些人誹謗狗，對此，我並不感到驚訝，因為狗經常遺憾地使人感到羞愧。”對於這位智者來說，他的卷毛狗是“沒有人類表象的理智”，他覺得狗就像“杯子那樣透明”。
叔本華經常認真地注視著卷毛狗那雙富於表情的眼睛，他以“阿特瑪”（意思是世界的靈魂）來稱呼他的四足夥伴。他從未打算放棄這個陪伴者，而置那由此而來的無數煩惱於不顧。
這位隱士與他那位來自海德堡的，自1849年就跟隨他的女仆，女管家瑪格麗特·施奈普之間的關係也不總是毫無爭執。他尊重她的天主教信仰，並盡量滿足她相應的閑暇，也期望她同樣地能理解自己的想法。不過，他也惱怒地告誡她不要太過分，因為她認為，“這位獲勝了的完人”“像一個裁縫”悠閑地坐在那兒。他對女管家的這兩種態度是他高尚的象征。這表明，他不僅要求尊重真正的信念，而且始終都是這樣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