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外屋的張可文，清清楚楚看見這一幕。當時，張可文不便說什麼。過了些時候，張可文向錢學森說，“樹有皮，人有臉，人家到底還是一個副教授，不能那樣對待他。”
錢學森沉默不語，一聲不響。
不過，張可文發覺，從那以後，錢學森再也沒有那樣對待別人。
事情過去20多年，1980年錢學森在一次談話中曾經說及，我最初的秘書張可文對我幫助很大。
這話傳到張可文的耳朵裏，她感到茫然，不知錢學森所說的“對他幫助很大”是指什麼事。
1987年錢學森來到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開會，張可文也去了。在會上，錢學森當著大家的麵，指著張可文說，她曾經是我的秘書，對我幫助很大。
張可文依然不知所雲，又不便於問錢學森。
直到2005年紀念錢學森回國50周年時，力學研究所的老人談慶明研究員遇到錢學森之子錢永剛，問起此事，方知錢學森說的是張可文“樹有皮，人有臉”那句話對他觸動很大。其實，張可文早就忘掉此事，經錢永剛重提，她才記起往事。
張可文說，錢學森如此虛心接受意見，錯了就改，很令她感動。
在張可文擔任秘書之後，席卷全國的反右派鬥爭開始了。
這是錢學森回國之後經曆的第一場激烈的政治運動。在“大鳴大放”中，要響應號召，貼大字報。當時力學研究所給錢學森貼大字報的人不多，因為他衝破美國的重重羅網回國，大家都很敬重他。不過他畢竟是一所之長，總不能沒有大字報。於是，張可文給錢學森貼大字報，說錢學森太嚴肅，接近群眾不夠。為了響應號召，錢學森也不能不寫大字報。錢學森給張可文寫大字報，說她“太孩子氣”錢學森平日在政治上出言謹慎，而且當時他正在爭取入黨，所以他在反右派鬥爭中沒有受到衝擊。
在錢學森入黨時，入黨介紹人有兩位，一位是“天線”即上麵的領導，中國科學院秘書長杜潤生；另一位是“地線”即錢學森所在單位的黨員，最初指定張可文為“地線”後來，“地線”改為力學研究所黨委書記楊剛毅。
張可文說，錢學森對中國共產黨、對毛澤東主席的感情是很真摯的。錢學森作為著名科學家，有很強的自尊心。他在美國遭受那樣不公正的待遇，認為是極大的汙辱。正因為這樣，他回到祖國，他非常佩服毛澤東主席，因為毛澤東敢摸美國的“老虎屁股”，敢於與美國這樣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相抗衡。所以他迫切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急切地要為袓國做出貢獻。
從1956年7月張可文擔任錢學森秘書，至1959年3月調離，前後兩年半多時間。
“中將”軍銜的傳說
1957年9月7日，一架蘇製伊爾18客機從北京西郊機場起飛。這是中國政府工業代表團的專機。代表團團長是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副團長是第三機械工業部部長宋任窮、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陳賡。
這個代表團總共31人，大多數團員身穿軍裝。雖然名為“工業代表團”，實際上這是中國政府派出的“兩彈”代表團，就蘇聯政府援助中國研製“兩彈”進行談判。
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錢學森出現在代表團之中，不言而喻，他代表“兩彈”之中的導彈。第三機械工業部部長宋任窮則代表“兩彈”之中的另一彈——原子彈。
1956年11月，成立了由宋任窮任部長的第三機械工業部，其實就是原子能工業部。1958年，第三機械工業部改稱二機部。
那個年月，中蘇兩國的關係不錯，作為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國家，蘇聯給中國提供先進的科學技術。中國在“兩彈”技術方麵，也積極爭取蘇聯“老大哥”的幫助。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搜尋了3500名德國工程師、技工和他們的家屬，其中最大的收獲就是找到赫爾穆特·格羅特魯普，他是德國佩內明德火箭中心製導控製係統的專家。蘇聯把他們集中到莫斯科以北200公裏的格羅多姆利飯島上，在那裏建立了第88研究所。蘇聯在德國專家的幫助下，以德國V2火箭為藍本，仿製成功第一枚國產P1導彈，在1947年10月18日試射成功。從此，蘇聯掌握了製造導彈的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