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暗較勁。組織上一再強調消除派係問題，裴慶生謹記在心，卻沒想到強調的反而是猖獗的。他在無形中被掛上了派係加以防範、排斥、打擊、限製，這讓他始料不及。不僅有些該參加的會不讓他參加，反而把他支出去外調。在撥亂反正，清理“三種人”時，有人居然說他也是造反派，他也曾經參與過省革委專案組迫害老幹部。
裴慶生目瞪口呆了！
他氣憤的不是這種莫須有的罪名，他意外的是人的變異，撒謊不臉紅，害人不心顫。誰都清楚在當時的秘書中他和李玉明的處境最慘，因為有三位秘書寫了有分量的揭發材料，印成鉛字散發出去，被造反派另眼相看。而他和李玉明因不知道情況沒有胡說八道而被當成黑省委的特務分子批鬥、侮辱、脅迫。他當時感到很委屈，長期的批鬥、羞辱使他染了很多疾病，甚至性格也有些古怪。他每回憶這段光陰禁不住感慨徒生熱淚盈眶。他在回憶《艱難的十年》時寫道：
1967年7月會議後，由於造反派的內訌，放鬆了對他們這些“特務”的管束，辦公室周富家、馬德保組織起他們這些受壓的人自衛，如果再有人批鬥他們，他們就由組織出麵交涉，不能任人宰割受他們擺布和歧視。這個小組後來參加了“戰到底兵團”。從此，省委辦公廳就形成了兩種不同觀點的組織。
於是他也就隨著這種想不到的演變，逐步有了一些派性的看法和觀點。1968年，大約十一月末，辦公室的周富家通知他說，革委會成立了一個專案組，抽調他去幫助一段工作，這個專案組是總後202部隊的同誌組成，要從東大院抽一些有寫作能力的人協助。他就被抽去了，專案組的工作主要是調查每一個打倒的老幹部各個階段的曆史有無問題。這就是有人說他所謂參與造反派，以及參加專案組迫害老幹部的罪狀。部隊撤走之後，他住了學習班，之後下放黎城勞動成半自由狀態。他也曾經對黨不信任自己痛苦、失落，不平衡。可是他要以實際行動讓黨組織相信自己的赤子之心。由於他工作出色，黎城縣委覺得他為人實在，工作得力，辦事有實效是塊好料，意要提拔他為監察辦公室主任，結果他的檔案裏有“兩不準”的硬令：黎城縣采取“隻用不提”的辦法讓他工作。由於當地的群眾和領導的認可，他覺得那一段時光竟是他一生最快樂的，他迷戀自然，迷戀勞動，那幾乎是治愈創傷最好的辦法。
裴慶生在寫了長達五千言的《艱難的十年》彙報組織後，大病了一場。
胃劇烈的疼痛，仿佛五髒俱焚，他性情過分剛毅，他不怕吃苦受累，但他經不起黑白顛倒，是非不分，他的身心重新受到了重創，心靈的摧殘飽受著各個時期不同的冤屈，好像有一隻無形的大手調控著這種不白之冤。人生最大的不幸是被脅迫被侮辱，莫須有的罪名被強加在頭上。他原以為一切都過去了，可沒有想到舊的疤痕揭開又添新傷。不惑之年的他走向了徹底的困惑。
妻子見他沉默不語，吃飯減少。撫慰他說，人家用你就好好幹，不用你且是輕閑，不值得大傷元氣。
裴慶生說，這不是用不用的問題，這是無故剝奪我應有的權利，是無形的黑手混淆是非，企圖取代組織的聲音。不行，我不能為投機鑽營，拉幫結派者讓路，我不能聽之任之得過且過，我必須向組織申明要害。
於是他給組織部長胡曉琴寫了一封信，抄錄如下：
胡部長：
我再次向你反映幾個問題，因你較忙，故寫出來，供你抽時間看。
近來，我在部裏已到無法工作的地步了，原因是人所共知的，有一些不正常的情況，我百思不得其解，謹向你彙報：
一、無故剝奪了我參加會議的權利。機關黨委成立後，我被選為第一黨支部書記，機關黨委經常召開各支部書記會議，基本上每次都不通知我參加，以致許多情況我們支部不知道，黨委的指示無法貫徹。我認為這並非僅僅是涉及我個人的事，而是部裏整體的事。
二、辦公室工作人員調動和使用，事先不征求意見，事後不打招呼，如張龍虎（辦公室幹事）調財經學院任辦公室副主任，幹事呂苛青同誌到晉中考察幹部，幹事郭建華同誌去參加黨代會的籌備工作等等。有的至今都沒有通知過我。
三、工作上對我排斥，許多工作會議各處的負責人可以參加，有一些幹事也可以參加，唯獨將我排斥在外。甚至派我作了調查的工作，開會時也要把我排斥在外。我作為辦公室負責人怎樣發揮應有的作用、盡到自己的職責呢？
你常說：“對一個人應有基本的看法，不為流言蜚語所幹擾”，“組織部門應公道正派。”正是因為我完全相信你的這些話，近一年來我時時處處顧全大局，努力工作，對強加給我的不公正待遇處之泰然，總是從好的方麵去考慮，但現在事實卻不然，我急切盼望您過問一下我所提出的種種事端，判明是非，秉公處理。
以上作為我向你的一次思想彙報，一次談心，並請約一個時間當麵交談。所寫不當及錯誤之處望領導批評。
謹此敬禮！
裴慶生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六日上午裴慶生的信胡曉琴部長做何處理不得而知，也無多少記載，但裴慶生去世後胡曉琴部長寫了這麼一首詩發表在山西《支部建設》雜誌1995年第四期，可見其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