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完最後一個字，我終於如釋重負了，並且產生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崇高感與神聖感。我用心閱讀亡人留下的遺跡，用心傾聽別人講他的故事，就仿佛是進行了一次靈與靈之間的對話。
在決定書寫原山西省晉中地委書記裴慶生這個政治人物時，我已做好最壞的打算：沒有一個出版社願意出版，沒有一個讀者有興趣閱讀，因為此書既非時尚的政治黑幕，也非二奶小三情場角逐，而是關於理想與信念的話題，是一個人一生堅守公約，清貧守誌、廉潔奉公，勵誌圖強的人生畫卷。這是我的一個心願，因為我崇尚光明的人性。
大約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那時候上學沒有壓力，找工作沒有壓力，我們一切聽從組織有序地分配，也從不會挑肥揀瘦，我們把自己交給社會，讓管轄我們的領導量才而用，隻要好好工作我們就是模範、標兵，被眾人學習的榜樣。隻要愛學習、肯上進，是金子總會發光。
那是一種真正的榮譽。榮譽是至孩童時代起就有的一種存在價值，但沒有人用錢買，伸手要，必須是當之無愧、貨真價實基本由眾人認可。那時候沒有獎金，隻有獎狀，但我們對榮譽非常珍惜，獎狀雖是一張薄紙，但重如千金都會認真貼在牆上，時時提醒自己好好工作，因為你是大眾的楷模。那時候雖然物質貧乏，但精神是飽滿的，對未來充滿希望。
並不是過往的都該淘汰，每個時代的文化正負有之，但文化需要革新而不需要革命。當時像裴慶生書記這種自律廉潔，公道正直的幹部並不罕見。我們就是沐浴著這樣的領導作風滋養著成長。然而這種文明卻沒有滲透到文明當中去，時至90年代，經濟飛速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提高了，精神卻萎縮了，人自身的智巧素質提高了，但固有的文化下降了。政府權力突出了，政治品格下降了，一切向錢看，一切向權看。“錢權”主宰一切！有錢就是榮譽，有權就是資格。在這樣的“榮譽”和“資格”麵前人人低頭。幹部的作風也隨著“開放”而“開放”，而裴慶生書記始終如一堅守“公仆”這個神聖的約定，彰顯了獨特的政治品格就格外讓人起敬。
隨著時間的流逝，裴慶生這個名字已漸漸遠去，那些惡聲惡氣的負麵語言聽不見了，剩下的隻是懷念和感歎，說這樣的好幹部已經很少了。
而這樣簡單的說法卻總是觸動我的心。十八年後筆者重訪裴慶生的家屬時，房子是比以前大了些，但屋裏的擺設依然老舊，並沒有添置多少新物。而裴書記的愛人原玉蘭已經滿頭白發，衣著樸素，過著簡單的生活。
更讓我心動的是：偶然發現她剛洗過的襪子，後跟處還打著補丁。
我的眼圈紅了。
人們說，裴慶生的廉潔，還在於他的妻子原玉蘭堵死了貪欲的後路，截斷了受賄的後門，全家人築起了廉潔的長城才成全了裴慶生的心願。
筆者覺得言之有理。
當我們驅車到裴書記的家鄉長治市北石槽村時，這裏是一派新農村的氣象，整齊劃一的街道，兩邊都是小二樓，隻有裴書記的院落還是三間瓦房。極像在高岸的“峰山”之間伏身在山腳下的一道“川穀”，從中我仿佛看到了一種生命的狀態：它默默地伏身在最低處，不左顧不右盼，沉靜而謙虛，以沉默的姿態保持著精神的高度，在沉默中飽含著寬厚，在沉默中抵達生命的最深處……在這裏我看不到一人當官雞犬升天的任何痕跡。
原玉蘭女士說，裴慶生去世那幾年弟兄們翻蓋了這三間房，這房子的前身是一門進去兩耳窯，坐在炕上，頭就觸到了窯頂端。裴慶生家的五男二女都是生在這孔土窯洞裏的，1992年的時候弟兄們商量拆了窯洞重蓋房子，他的父母都是在這所院落老死的，四個兄弟都靠自己的能力有了獨自的住處，這所院落留給裴慶生了。裴慶生活著沒有守過父母親，死後我把他的骨灰起回父母身邊。他的照片，他喜歡的東西，舊貨市場買回的兩把椅子，我都給他拿回來。家裏人提議把這房起成小二樓，孩子們正在建築各自的窩，我一月兩千塊錢剛夠人情禮往花銷沒這力量了。孩子們將來有餘力讓他們自己蓋吧。
在這所低矮簡陋的房子裏，裴書記生前的留影，掛滿了牆壁，這正是他人生的足跡，他和工人們圍桌吃飯，飯桌中間有一盆饅頭；頭戴柳殼帽在井下與工人談笑；腳穿老北京布鞋和老農民坐在一起暢談農耕；離開大同時，好多人送別的場景都令人感動。他的衣著，他的姿態，他的笑容永遠像一個普通的老百姓……最後我感謝原玉蘭女士為筆者提供了亡者生前的日記、自傳、信件、筆記以及家庭成員的大量資料，感謝長治裴氏兄弟們為我提供了采訪的便利，也感謝各界人士的幫助，更仰仗於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由葉相周、畢懷恕主編的《人民好公仆裴慶生》一書的豐富資料提供了大量的寫作依據。值得說明的是，書中涉及的一些人物除家庭成員或個別必要人員是真名外，書中人物基本采用化名或不提名。因“紀實”不同於“記錄”，筆者本著在事件真實的基礎上，采用非虛構小說的手段，在時空和事件上進行適當的調整和潤色，如有不當之處請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