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人。他們經常主動搜捕共產黨人，然後再把抓到的嫌疑犯交給上海的國民黨警察。
中共中央機關及其下屬部門附屬機關在上海分布很廣。中央委員會的大多數部門集中在上海市中心；江蘇省委機關設在閘北和虹口的工業區內；青年團的部分單位則設在法租界。周恩來當時負責中央機關的安全工作，他規定，政治局開會時，政治局委員不必全到，至少要有一至二人缺席，以防警察局一旦突襲時不至於全體被捕。政治局會議常常在公共場所比如醫院等相對安全的地方召開。據周恩來的傳記記載，鄧小平經常前往市中心威海路的一家醫院開會。1929年8月，大約是在鄧小平離開上海前往西南的同一個時間，兩名政治局委員被出賣後遭到逮捕和殺害。總的來講，在鄧小平做地下工作的兩年之中，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安全工作一直做得很好。
大約在1928年的某個時候或1929年年初，鄧小平結婚了。新娘子叫張錫瑗，也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她曾經在江西與福建交界處的某個地處山區的地方黨組織任過職。鄧小平究竟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同她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位於雲南路47號（今雲南中路171—173號）。這張照片是1946年拍攝的。
相識，目前仍不得而知，很可能是她奉命到上海送信時兩人相遇的。
不管鄧小平和張錫瑗是在什麼情形之下相識和結婚的，他們的婚姻隻持續了很短的時間便悲劇性地結束了。張錫瑗因難產去世。關於她去世的時間有不同的說法，但有一點是一致的，即當時鄧小平不在上海。有關鄧小平在1928年和1929年間活動的記錄很少。但作為中央的一名重要官員，他不可能經常離開上海。因此，合理的推論是，張錫瑗去世時，鄧小平已離開上海，調任新的工作了。這個重大的打擊，一定在他的心中留下很深的傷痛。但鄧小平一向閉口不談自己的私生活，也從不對外人談他的感情，在他的官方傳記裏甚至沒有提到這次婚姻。
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1928年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第六次黨的代表大會的召開。由於在中國境內沒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允許幾十名中共代表集中在一起，這次大會選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舊式莊園舉行。中國共產黨的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參加了這次會議。但李維1979年3月16日，應上海市民政局革委會的要求，鄧小平口述的張錫瑗的簡況。
漢留在上海沒有參加，鄧小平也和他一起留在上海。
在中國共產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布哈林作為共產國際常務委員會的主席出盡風頭。布哈林曾與斯大林一起批判托洛茨基的對華政策，但不久就因其“右傾”
和“富農路線”受到批判。布哈林性情怪異，有時身穿獵裝出現在主席台上，有時他的手腕上甚至會站著一隻獵鷹。在他的主持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與2月召開的共產國際會議的決議口徑完全一致。
經過整個6月的爭論，大會總結認為，中國革命尚處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不屬於社會主義革命），全國的形勢處於兩次“革命高潮”之間。大會批判了陳獨秀的“機會主義”路線（陳獨秀未到會），同時也批判了瞿秋白的“盲動主義”。大會通過了十大綱領，其中的三大任務是推翻“國民黨軍閥政府”，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後來，當毛澤東自己總結出一整套關於中國革命性質的理論時，肯定了這一綱領的正確性，但應該強調革命的持久性和“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
1929年年中，鄧小平的工作發生了新的變化。
中央政治局免去了他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職務，派他前往地處西南的廣西執行一項特殊任務，這項特殊任務的主要工作有三個：一、與廣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和廣西省綏靖司令李明瑞建立聯係，這兩個人雖然都是蔣介石任命的，但他們當時正在策劃反蔣的軍事行動，並表示了與共產黨合作的願望；二、接管和主持廣西省的黨務工作；三、準備武裝起義。這些都是極其艱巨而危險的任務。雖然俞作柏和李明瑞都同情共產黨，但他們在當地的勢力很弱。而且，如果他們采取反蔣行動，失敗的可能性更大。況且廣西地處偏僻，僅與法屬印度支那和廣州有來往，而廣州當時卻控製在堅定的反共勢力手中。由此可見，廣西當時遠離共產黨軍隊所活動的任何地區。難怪當俞作柏和李明瑞極力邀請共產黨派人前往廣西協助他們時，當時在上海秘密活動的共產國際遠東支局堅決反對接受他們的倡議和邀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