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35）
長征開始的時候，鄧小平仍然擔任《紅星》
報的主編。紅軍出發時攜帶了大量裝備，其中肯定也包括編印報紙所需的印刷設備。但在11月底，他們橫渡廣西東北部的湘江時受到三麵夾擊，紅軍攜帶的大部分裝備被迫丟掉。盡管如此，6個星期後，當軍隊在貴州省遵義進行第一次休整時，《紅星》報還是出版了一期綜合性的特刊。
鄧小平一定參與了特刊的編纂。另外，他又一次擔任了中央委員會秘書長，這是他第二次擔任中央秘書長，有很多工作需要他去處理。
中央紅軍在長征路上走過的第一橋——瑞金武陽橋。
1930年春，鄧小平到上海的時候，黨中央的工作實際上是由手段相當專橫的李立三負責。如今時隔一年，李立三已經離開上海，被召往莫斯科解釋他的路線失敗的原因。李立三在莫斯科期間，共產國際遠東局和共產國際常務委員會相繼對他做了審查，並毫不留情地迫使他做了兩次檢討，向共產國際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但在這之前，他卻對幾位參加審查他的官員說，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不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沒有資格領導中國共產黨，從而大大激怒了這些官員。此外，李立三前一年夏天在中國還說過忠誠於共產國際是一回事，忠誠於中國共產黨完全是另一回事的話，這無疑也得罪了這些官員。共產國際對他的處罰是把他留在蘇聯，不讓他過問任何事情。因此，在此後的將近15年間，李立三一直無所事事。
李立三在莫斯科接受審查期間，當時正深受斯大林器重和重用的米夫到了上海。米夫此行的任務是敦促中國共產黨批判“立三路線”，重新組建新的領導機構。結果，他不虛此行，這兩項任務他都完成了。
1931年1月初，米夫主持召開了為期一天的中央委員會會議，徹底批判了“立三路線”，然後更換了中央委員會委員以及政治局委員。這次會議還聽取了總書記向忠發和周恩來、瞿秋白檢討工作中的軟弱和失誤。在新當選的16名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中，至少有3名是米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親自挑選的年輕人，可以說是米夫的親信，這其中就包括王明。瞿秋白則被開除出了政治局。
米夫的這些做法直接導致了新的領導集體和老資格的勞工領袖之間的分裂。這些勞工領袖曾抵製過李立三和“立三路線”，他們也反對黨中央自己改組黨中央的做法（他們要求召開擴大的緊急會議），他們還反對米夫擬定的候選人名單。這些勞工領袖在1月中旬便遭到租界巡捕房的逮捕，後被轉交到國民黨手中，2月初被槍殺，黨內十分懷疑是新領導層中的某個人出賣了他們開會的時間和地點。
另一起更大的災難隨之發生了。4月，在周恩來手下負責黨中央情報和反情報日常工作的顧順章，在武漢被國民黨逮捕。他顯然沒做任何抵抗就供出了他所知道的所有中共最高領導人在上海的住址。幸虧中共潛伏在南京國民黨機關的反諜報人員及時向中央通報了顧順章叛變的行為，否則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共在上海的大多數高層要員，很可能會被一網打盡，在劫難逃。然而，中共總書記向忠發還是在5月被捕，6月被處決。顧順章的叛變並沒有保住他自己的性命。
向忠發去世後所空出的總書記一職並未補選，而是先後由王明和博古以“中央總負責人”的身份成為黨的實際領導人，負責中共的全麵工作。
1931年夏，鄧小平離開上海，前往當時的“中央蘇區”。他的官方傳記稱他是“經中共中央批準”去那裏的，這表明是他自己要求去“中央蘇區”。從他本人及共產黨當時的處境來看，他的這一做法是不難理解的。
鄧小平先到達廣東省的汕頭港，從那裏乘輪沿涵江進入閩西，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元帥的聶榮臻也曾於1931年年底走過這條路線，聶榮臻在他的回憶錄裏說，這條路線是1928年開通的，“許多中央委員會的領導同誌”都走過這條路線，而且所有從香港和上海購買的醫療藥品和無線電設備也是經由這條路線運往根據地的。聶榮臻說，那次他們一行人都身穿長衫，打扮成讀書人的模樣，在路上盡可能少地與人說話，以免他們的口音引起懷疑。從汕頭海邊到福建省界大約需要五天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