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看法如何，至少他和李立三一樣，都是愛國主義者。李維漢的文章中並沒有提到鄧小平是在何時及如何表達他的這些錯誤觀點的。但可以明顯看出的是，即使在他政治生涯這一關口，鄧小平也不屑於掩飾他對重大政策問題的看法。
鄧小平也許曾經遭到過拘禁。他當然被迫寫了自我批評的聲明。他的槍支被解除，省委宣傳部部長的職務被撤銷，還受到“嚴重警告”處分，被派到根據地北邊的樂安縣擔任一名“區巡視員”。他的妻子金維映可能就是在這時離開他，改嫁給李維漢的。
按照一位中國史專家的說法，當時黨的領導可能是害怕鄧小平在那個偏遠的縣城“會出事”。不管是不是這個原因，實際情況是，僅僅過了幾個星期，鄧小平就被調到紅軍總政治部擔任秘書長，這意味著他得到了平反。鄧小平能這麼快就恢複工作，要感謝王稼祥和羅榮桓。王稼祥是回國留學生，羅榮桓是職業軍人。王稼祥當時擔任政治部主任，是很有影響力的人物，但他在黨內的地位畢竟低於博古和洛甫，因此他力保鄧小平複出工作，並讓他擔任他的秘書長，顯示了他極大的勇氣。
1933年夏天，鄧小平被調到宣傳部，他的主要工作是主編由紅軍總政治部編輯出版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紅星》報。在這個工作崗位上，他平靜地過了一年。這段時間，他遠離前線（但從1934年春天以後離前線就越來越近了），遠離黨的決策核心。當時蔣介石於1933年10月開始發動的第五次軍事“圍剿”正嚴重地威脅著中央蘇區。
為發動第五次“圍剿”，蔣介石調動了近百萬兵力，其中近半數屬於由南京國防部直接指揮的中央軍。在發動“圍剿”前，蔣介石對七千多名軍官進行了包括政治教育在內的特別的訓練，並製定出了全麵的戰略方針和詳細的作戰計劃。他的戰略方針是從北麵進攻中央蘇區，同時封鎖中央蘇區其他三個方向出口。作戰計劃的要點是步步為營，堡壘推進。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之間，國民黨軍隊在根據地周圍和內部共修建了一萬四千多個堡壘，有一些規模很大，位於瑞金縣沙洲壩的紅軍總政治部舊址。
可以容納幾百人。
紅軍對此束手無策。毛澤東後來聲稱，如果繼續沿用他在1927年到1932年之間總結出來的戰略戰術，特別是采用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的戰術，中央蘇區是可以保住的。事實上，蔣介石正是針對共產黨的機動靈活的戰術，采取了新的作戰策略。他在前線的指揮官們也都非常小心謹慎，以避免自己的軍隊被引誘而莽撞前進。同時他的各個部隊在前進時也都很謹慎地相互照應著，協同向前推進。
如果當時讓毛澤東指揮紅軍，他並不一定會比當時負責軍事指揮的紅一方麵軍政治委員周恩來、黨的領導人博古和1933年10月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奧托·布勞恩）有更多的辦法，能更有效地阻止蔣介石的進攻。但這三個人在軍事指揮上的失利，給了毛澤東在政治上東山再起的機會，此後，毛澤東開始主持軍務，並最終贏得黨的領導權。
這年夏天，周恩來、博古和李德認為中央蘇區已無法立足，為了保住紅軍，必須撤離。為此，他們製訂出了周密的撤退計劃。紅軍隊伍帶著大批輜重物資開始戰略轉移，兩個星期後，國民黨軍隊才察覺紅軍已經離開中央蘇區，而等到國民黨軍隊調兵攻打時，紅軍隊伍已經走出五百英裏遠了，並在追了六千多裏後，才追上紅軍部隊，雙方首次打了一仗。當時周恩來、博古和李德並未確定紅軍的大隊人馬應該向何處去，他們隻有一個臨時的目標：前往湖南南部的偏遠農村。到了那裏之後，再決定下一步怎麼辦，有幾條路線可以選擇：一是向北到湖南西北部的一個小根據地；一是向西進入由軍閥控製的地區。當然，他們三個人誰都沒有想到，他們所策劃和實施的這項行動，當時稱之為“轉移”，結果卻變成了“長征”，足足走了一年，長達二萬五千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