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鄧小平當時所傳達給美國的信息，也比周恩來時代更為嚴厲。例如，鄧小平警告美國，美國想從中國和蘇聯的和解中撈到好處的想法，是很危險的；而且，美國也並未兌現稍早所承諾的台灣與貿易關係。此外，激進派也在一旁虎視眈眈，看看鄧小平有沒有任何可以讓他們指責他是帝國主義者的朋友的表現，或是崇洋媚外。
鄧小平擔當新角色的第一項工作就是，率團前往紐約，在聯合國召開的討論國際合作與發展的特別大會上發言。他沒有對國際合作與發展發表任何看法，而是借機宣示毛澤東生前提出的最後一個理論，“三個世界”的理論。毛澤東的這個理論表現出他一向特有而且愈老愈明顯的大中國主義。這個理論不是來自列寧主義，反而同它相矛盾。這個理論來自毛澤東20世紀30年代對中國階級狀況的分析。正如他過去看到的，在中國有三個陣營（革命的、反革命的、中間的）。他現在覺得全球有三個世界。
美國著名外交家基辛格。
第一世界是兩個超級大國。它們比其他所有國家的勢力都強大，有瓜分世界稱霸全球的野心。第二世界是其他發達國家。中國是第三世界。雖然中國有能力成為和美國、蘇聯一樣強大的國家，但卻沒有野心稱霸世界，所以中國永遠不會成為超級大國。
相反，超級大國野心難以掩蓋，他們相互為敵。的確，戰爭大概隻會在它們之間爆發。如果美蘇真的打起來，全世界都將被卷進第三次世界大戰之中。
鄧小平的演說吸引了很多聽眾和觀眾，並在國際間廣受宣傳。他回到北京時，受到熱烈隆重的歡迎，很像他1963年在莫斯科和蘇斯洛夫激辯5天後回到北京時所受到的歡迎。政治局的大部分委員，包括他的政敵在內，都前往機場迎接他。他被安排坐上第一輛小轎車，領著長長的歡迎車隊，風風光光地駛入北京。三個星期後，在毛澤東與來訪的巴基斯坦總理會談時，盡管周恩來也同時在場，鄧小平卻被安排坐在毛澤東和巴基斯坦總理之間的座位上。這個位置一向保留給毛澤東最重要的顧問。這樣的安排很明顯是要向全世界明白表示，毛澤東對鄧小平在聯合國的演說相當滿意。
紐約之行，對鄧小平還有兩方麵重要意義：這使得國際社會增加了對他的認識，同時也讓他首次見識到現代西方世界的繁榮景象。在1974年之前，非共黨國家的政治領袖、外交官和新聞人員對鄧小平還沒有什麼特殊印象。對日抗戰期間及結束後，有少數幾位美國軍官跟鄧小平有過接觸，其中有位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伊文思·卡爾遜曾經撰文讚揚他博學多聞，而且思維敏捷、機智。但在他擔任中共總書記期間，隻有外國共產黨黨員和共黨的支持者跟他見過麵，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訪問過中國大陸的西方記者雖然寫了很多介紹中共的書籍，但書中提到他的內容卻很少。
鄧小平對這次紐約之行有何心得，並沒有正式文件可以參考。但他一定對紐約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盡管他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曾在巴黎待過，20世紀50年代和20世紀60年代也曾經多次訪問莫斯科，但這些經驗都比不上他在紐約看到的摩天大樓，以及紐約繁榮與緊張的生活節奏。在紐約曼哈頓鬧市區待了4天之後，他一定很強烈地感受到，中國必須要經過一段很漫長的努力與奮鬥之後，才有可能實現現代化。
在出席了毛澤東與巴基斯坦總理會談之後兩周，周恩來離開中南海，住進北京醫院的一間套房。他這樣做可能有他策略上的考慮，希望借此擺脫激進派對他的監視。但事實上，這時候他已經病得相當重。從1974年4月他在機場和鄧小平合影的一張照片上可以看出，這兩人的健康情況呈現相當強烈的對比。僅比周恩來年輕6歲的鄧小平，臉圓圓的，皮膚光滑。
周恩來卻是形容憔悴，臉上從太陽穴到下巴有多處深色斑點，而且全身瘦得隻剩皮包骨，一身衣服鬆垮垮地套在身上。
周恩來還有一項尚待實現的計劃，就是整頓黨和政府，特別是後來者；盡快實現現代化的經濟戰略目標。
然而他麵對著難以克服的障礙。思想上，毛澤東對現代化這個理念一直持懷疑態度。把這個理念看作階級鬥爭的代名詞。激進派則把它看作對他們的挑戰與威脅。在組織上，黨中央這時候已經撤銷書記處等具有協調性質的單位，隻剩下中央辦公廳和宣傳部，而這兩個單位都由“文革”
派控製著。在政府方麵，許多部門是由臨時人員充數，大多數部長的職位空著。針對這種情況，周計劃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個最高權力機關從1964年至1965年冬天以後就未曾召開過會議。周打算向大會提交一份長長的政府官員候選人名單和一個二十年發展綱要。他還想開個中央委員會會議，以便黨的高層領導幹部能支持他挑選的政府官員的人選。由於擔心激進派分子搗亂，而且周也不想讓他們在政府中擔任太多的職務，他在籌備這些會議的過程中，並沒有和激進派磋商，他隻和他所信任的以鄧小平、李先念、葉劍英為中心的少數人商量，同時暗地裏取得毛澤東對他計劃的支持。這原來是激進派分子最擅長的政治計謀，周恩來現在也不得不這樣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