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皇帝已屆85歲高齡。他即位之初，曾立誓若在位60年，即將皇位傳給嗣子，不敢超過康熙皇帝在位61年之數。當年九月，乾隆於勤政殿召集王公大臣，開啟藏在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後的密旨，宣布立永琰為太子，命將永琰的“永”字改書為“顒”。次年正月初一，農曆新年的第一天，在濃重節日氣氛中，奉行了授受大典。乾隆皇帝帶領顒琰詣堂子、奉先殿、壽皇殿行禮，然後，至太和殿，莊嚴的禪位儀式就在這裏舉行。乾隆皇帝手捧代表皇帝權力的玉璽，授給顒琰。頒詔天下，改元嘉慶。同時，賜宴宗親藩王。顒琰正式登基，這就是嘉慶皇帝。而乾隆自己居太上皇位。
一朝同時有兩個皇帝，這在曆史上是絕少有過的現象，而對當時的臣子們來說卻並不是好事，因為他們不得不同時麵對兩個主子，老皇帝餘威猶在，得罪不起；新主子早晚會總攬大權，可以決定你以後的命運，當然更惹不起。種種跡象來看，和珅幾乎不假思索地就站在了老皇帝一邊。或者深一步說借老皇帝之威強化自己的權力。這不僅因為和珅與老皇帝間長年相處積累了深厚情誼，並達成了很深的默契，更因為和珅看到老皇帝根本不想放權，這棵大樹仍可乘涼，仍有利用價值。
乾隆皇帝禪讓後其實是一絲一毫也不肯讓權，他是那種越到晚年，對虛榮和權力的欲望越強烈的人。決定傳位的同時他就明確宣布，凡遇軍國大事和用人事宜，他決不會置之不問，而仍要親自處理。他命軍機大臣擬定的傳位規定，使太上皇的禮儀規格和實際權力都遠在嗣皇帝之上，嘉慶雖貴為天子，乾隆卻是淩駕於天子之上的天子之父。他決不甘心做曆史上常見到的那種養尊處優可是毫無實權的太上皇。
按他的規定，太上皇帝仍然自稱為“朕”，他的諭旨，稱為“敕旨”。題奏行文時，遇天、祖等字高四格，太上皇帝高三格，嗣皇帝高二格抬寫。太上皇帝生辰要稱萬萬壽，嗣皇帝稱萬壽。文武大員進京陛見，新任官員離京赴任，都必須覲見太上皇，恭請太上皇的“恩訓”。這還不夠，傳位以後，乾隆借口已在養心殿居住了60年，隻有這裏才“安全吉祥”，才便於召見群臣，無論如何也不肯搬到早就修葺好的寧壽宮。於是，理應入主養心殿的嘉慶皇帝，隻好仍屈居在皇子所住的毓慶宮中，乾隆還給毓慶宮賜名“繼德堂”。這一點，和珅當然都看在眼裏，心中有數。
另外，嘉慶改元，全國上下當然應該統一使用嘉慶新曆，可是清宮中還是用乾隆年號，譬如乾隆六十一、六十二年，等等。據說，紀曉嵐就曾留有這麼一本皇曆。新皇帝即位，按說錢幣也該改鑄“嘉慶通寶”，可在這幾年，卻是乾隆、嘉慶兩個年號各半分鑄。
此時的嘉慶皇帝，已是35歲的壯年，滿肚子抱負不得施展，反倒成了太上皇的陪侍。正月初一，禦太和殿的不是皇上，而是太上皇，皇上隻能率領著王公大臣以及百官在殿下向太上皇慶賀行禮。太上皇外出巡幸，他不得不跟隨左右，太上皇麵南聽政，他隻能在殿內西向侍坐，每日隻全神貫注於一件事，就是太上皇帝的喜怒哀樂，這是嘉慶皇帝修心忍性的一段日子。朝鮮史書上，就有這樣一段記載：
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十九日，也就是傳位大典舉行的半月以後，朝鮮到清朝朝廷進賀的使節李秉模，被乾隆召見於圓明園的山高水長閣。諸位使臣到乾隆禦榻前跪叩之後，太上皇帝便派和珅宣旨說：“我雖然歸政，大事還是我辦。你們回國問國王平安，道路遙遠，就不必差人來謝恩了。”黃昏時分，太上皇帝從山高水長閣出來登上一隻小船，嘉慶皇帝也坐上一隻小船跟隨著，讓李秉模等人乘大船跟在最後，行幾裏許，下船進入慶豐閣殿，又見太上皇躺在樓下的榻上，嘉慶皇帝侍坐一旁，看戲喝茶。
回到住所後，李秉模曾遣人去禮部詢問：“從今以後，我國凡有進奏進表的事，是不是要在太上皇帝和嗣皇帝麵前，各進一份呢？”他得到的回答是：“現在軍機處還未定例，以後會發文書的”。二十六日，李秉模等人被召到禮部，官員向他們宣讀了太上皇的禦旨：“以後外藩各國，隻須查照年例備表進貢，就沒有必要添備貢物給太上皇帝、皇帝分成兩份呈進了。”
三月十二日，朝鮮國王召見了回國的李秉模。國王問他：“太上皇身體還康健嗎？”
“還好。”李秉模回答。
“聽說新皇帝仁孝誠勤，聲譽遠播，是嗎？”
“看相貌倒是和平灑落，隻是看他在終日歡宴遊戲之時，總是目無旁視地侍坐在太上皇身旁，太上皇喜則亦喜，笑則亦笑，也就知道他是什麼樣了。”
實際上，這正是嘉慶的韜晦之計。他平日起居和臨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於色。可每當舉行經筵典禮的時候，他卻傾聽得特別專注，而最受他眷顧的，是閣老劉墉和紀曉嵐等人，這大概是因為他們在朝野德高望重，為人正直，並且唯獨他們不阿附和珅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