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的春天對清政府來說是一個極不平常的春天。甲午戰爭使清朝統治階級內部的一些人進一步警醒，以光緒為首的清朝統治者，也產生了維新政治、改革圖強的要求。但德國侵占膠州灣而引發的瓜分中國的狂潮，打破了統治集團那種循序漸進、逐步變法的夢想，統治階層中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列強要瓜分中國，西方各國並不希望中國振興。時不我待，變法還是亡國？這是一個亟待回答的問題。對這一問題不少人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構想。
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加快了變法維新的步伐，以“公車上書”為起點，維新改革的聲浪不斷高漲。隨著維新改革運動的深入發展，在清統治集團內部逐步分化出兩大陣營：以翁同龢為首的帝黨官僚支持康梁維新變法；以徐桐為首的頑固派官僚，堅決反對任何哪怕是一點微小的改革。當然，在帝後兩黨權力鬥爭的背景下，變法與否還牽涉到權力的重新分配的問題。後黨反對變法正是害怕損害自己的既得利益。
1898年6月11日起，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是近代中國變法過程中的代表性事件，從這一天開始，至9月21日，戊戌變法，共計103天，史稱“百日維新”。在此期間，統治階級中的各個派別根據自己對變法的理解而對“明定國是”詔采取了不同的對策，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變法的建議和方案，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則從維護自身統治、建設富強國家的角度，不斷發布指導性的上諭，同時對有關官員所上奏折根據不同情況，作出不同處理並發布操作性指令。這裏麵，還夾雜著激烈的帝黨與後黨的權力之爭。
當光緒皇帝頒布了第一道變法詔書後不久，慈禧太後便意識到光緒皇帝權力的增強及其自主行事乃是對她的威脅。
變法開始以後的第四天，即6月15日，光緒皇帝在頤和園連發五道諭旨，其中第三和第五道涉及重要的人事變動：翁同龢開缺回籍，直隸總督王文韶調京，新任大學士榮祿調署直隸總督。王文韶入京，主要是為填補翁同龢開缺回籍後所留下的空缺。清代，滿漢高級官員的任免基本遵循著一條不完全成文的規定：滿漢官員基本保持平衡，中央各部尚書滿漢各一、侍郎滿漢各二，地方總督、巡撫也大體保持這種平衡，盡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後漢族在地方督撫中占有越來越多的優勢。現在，開除了一個翁同穌，相應地調補進一名漢族官員來替補翁同龢所留下的空缺或擔任類似於翁同龢所擔任的重要職務，才不至於打破原有的平衡而引起外界的揣測。當時的漢族官員中，隻有直隸總督王文韶在資曆、威望等方麵可與翁同龢相比，可接任此職。
至於調榮祿署直隸總督，表麵的原因是要補王文韶所留下的空缺，深層原因則是北洋權重，對政治全局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慈禧和光緒另外又有著不同的考慮。直隸總督握軍事、外交、經濟（通商、洋務）等重要權力於一手。自清政府設置直隸總督開始，這一官職基本上均由滿族官員擔任。然而這樣一個重要崗位，在太平天國革命以後卻落到了漢族官員曾國藩手中，曾國藩死後又落到李鴻章手中。對此，滿族親貴中早已有人表示不滿，但無論從戰功上，還是從才能上，都找不出一個可以與之匹敵的滿族親貴來取而代之。現在，機會來了，終於找出了一個無論資曆、才能、功勳都可以與王文韶比試高低的滿族官員——榮祿。
而這一舉措，在時人眼中也得到認可。選擇這樣一個既有長期領導軍隊、編練新軍閱曆，又有長期在朝廷和地方政府任職經曆，又具有新眼光的滿族貴族來擔任直隸總督之職，既能使各方麵接受，又可控製整個京畿地區的局勢，外與各國交涉，阻止外國軍隊因苛求未遂而可能向京畿地區發起的進攻，保證京師的秩序和安全。光緒皇帝於6月27日所發上諭彙總指出：“直隸為畿輔重地，凡吏治、軍政一切事宜均應實力講求。至外洋交涉事件，尤關重要。榮祿辦事向來尚屬認真，惟初膺疆寄，情形或未周悉，務當虛心谘訪，切實圖維……力為其難，不負委任也。”可以看出，光緒帝對榮祿也是抱有很大的期望。
至於慈禧同意調榮祿任直隸總督，則在很大程度上出於一己的政治貪欲。她看中了榮祿掌握的武裝力量。和平時候，武裝力量沒有顯現出有多大的重要性，但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中，沒有武裝力量卻萬萬不能。變法剛剛開始，翁同龢即被罷官免職，朝廷中發生重要的人事變動，暗示著這場變法的艱巨及其未卜的命運，同時這更表明無論什麼時候，慈禧永遠是位高明的權術家。6月15日的詔書構成了一次政變，它的重要性在於即使不是真正廢黜了，也實際上廢黜了皇帝。當時朝政上極具影響力的人物恭親王奕已於5月29日病逝。奕幫助慈禧登上垂簾聽政的寶座後，成為清廷最有勢力和影響力的人物，引起慈禧的猜忌。此後，慈禧一直視他為政敵，處處找碴兒攻擊他，後在1884年中法戰爭中，慈禧借禦史參劾之機，以“委靡因循”為借口，將奕停職，讓他在家中養病。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後，在光緒皇帝的授意下，在翁同龢、李鴻章等人的安排和文廷式、張謇等人的大力串聯活動下，終於迫使慈禧太後於九月底召見已經賦閑20多年的奕，基本恢複了奕被革以前的所有職務。光緒皇帝和翁同穌等人之所以在中日戰爭爆發後力主起用恭親王奕，本來是指望依靠恭親王的功勳及其在皇族中特殊的地位（道光皇帝之子、鹹豐皇帝之弟、光緒皇帝之伯父），以及他同慈禧太後的糾葛來遏製慈禧太後和主和派刷新朝政，扭轉戰局。但複出後的奕本已病魔纏身，又適逢甲午戰爭、膠州灣交涉和各國競相瓜分中國的狂潮，外患日深，內憂接踵，奕身處要衝，焦頭爛額，病情逐漸增劇。更為糟糕的是，慈禧太後對複出後的奕，表麵上以禮相加，實際上卻抓住一切機會從心理上對奕訢進行打擊折磨，終於使奕一病不起，於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十（1898年5月29日）長辭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