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材料都表明，在戊戌變法期間，榮祿作為直隸總督在其任上的改革是辦得有聲有色的。他對於新政的態度較許多督撫大員都要積極，取得的成績也是較為出色的。列其大端者如文教、經濟、海防等。
就文化教育方麵而言，榮祿還在兵部尚書任上時，就認識到八股取士不足培育真才實學，提出中國非設學堂不可，並付諸實施。他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在天津創設頭等學堂、二等學堂各一所。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榮祿就任直隸總督後，督飭地方官將轄境內書院改為學堂。其中在省會保定、北洋大臣駐節地天津設立大小學堂七處，然後再調查各府、廳、州、縣情況，按地方繁簡、書院大小，分立學堂。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他在省城保定創設畿輔學堂，從外府州縣選拔聰明少年四十人入堂肄業，作為正額，另選備取二三十名，俟有額缺，依次請補。學堂所設課程，正課除經史外，還有語文、外語、算術、格致等項。後來又將保定蓮池書院改為省會高等學堂，而將新設的畿輔學堂，改為保陽郡城中等學堂。
在課程設置方麵，榮祿要求這些新辦的學堂中西並重，每所學堂都要學習外文。榮祿仿照京師大學堂，在天津高等學堂設編譯局，應編寫中、西學課本。西學課本將算數、格致、外國輿圖、史鑒、工程礦學、聲光電化等書，按照西方國家的學製，分為博通學、專門學兩種，譯成課本，頒發給各個學堂作為教材使用。省府學堂還嚴密分科，購置測繪、格物、化學等相關儀器。
榮祿改書院為學堂的變法舉措，在當時各省中是比較徹底的，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吸引了一大批考生。
榮祿不僅在直隸大力推行文化教育方麵的改革，而且對其他各省的相關改革也頗為關注。張元濟在北京籌設通藝學堂，因經費問題請求榮祿協助，榮祿在直隸經費也比較困難的情況下，每月都捐款資助。戊戌政變後，榮祿仍重視此方麵的改革。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學部尚書、管學大臣張百熙籌辦宗室覺羅八旗學堂，曾由榮祿先為陳請，由於他的奏請，很快獲得批準。開辦時因經費問題，張百熙又極力函請榮祿主持。榮祿因而博得支持新學的美譽，以至於不少地方官員在開辦學堂時，總希望得到榮祿的指教和幫助。
變法方方麵麵都需要人才，所以榮祿非常注重人才的培育和選拔。李鴻章說榮祿愛才若渴。榮祿到天津任直隸總督後，深感責艱任重，時時以搜尋賢才為重，疏薦中外賢傑、通達中外治體者十餘人，這其中許多人都成為新政的積極推行者，像鹿傳霖、陳寶箴、黃遵憲等人，無不是名重一時的維新人物。
榮祿在推行變法中還有許多頗有魄力的舉動。清政府經甲午戰役，喪師賠款，國家元氣大受損傷，財政狀況日趨惡化。為了節省開支，榮祿下令裁汰北洋海軍的冗員，限令各個部門十日之內將自己所管轄之冗員據實上報，以備裁汰。這在當時是需要很大勇氣的。
榮祿在經濟方麵也積極進行改革。商業作為維新的一個重要的內容，榮祿對此十分重視。為此，他遵旨設立了農工商局。榮祿認識到農工商是國民衣食之源，同時也是富強根本之所在，因此應當大力講求。榮祿對於這方麵的改革可謂頗費心機。設立農工商局，這在當時是個創舉，必須加以誘導，才能廣開風氣。在具體興辦的過程中，農業方麵，榮祿最重視水利建設。他推廣直隸原有水利、屯田兩局，疏浚河道，構築水閘。他還十分注意引進新式農具，並推廣化肥的使用。同時開設農務學堂，延聘中外精於農學人士，挑選學生到學堂學習，並大量購買、翻譯、刊布上海農學會報和中外各報有關農業的內容，以推廣先進方法。工業方麵，則以製造機器、抵製洋貨為根本。大力興辦工廠。除原有的火柴、製磚、機器磨麵、西門得土、織絨織呢等廠外，榮祿又因地製宜，就天津出口大宗物資如毛貨、生皮、牛羊骨脂料等，分別招商集股，開廠製造。民力不敷，由官府籌款維持。相應開辦工藝學堂，還別出心裁地籌辦工業賽會，將各廠製造的商品分門別類，以讓人們觀摩學習。民間有什麼新的發明創造，官府給予支持，並報總理衙門申請專利。最後，商務以資本充足，搬運宜事事得占先機，為製勝之道。資本和運輸是現代商業的重用要素，當時人能明白這點是難得的。此外又由商局出麵組織各業巨商和地方紳富設總商會，不定期聚會以討論貨物的供求狀況、市場行情等。如果有像水火公司、保險公司等能夠獲取大利，但一個人經辦困難的事業，則由總商會聯絡各方通力合作。總商會還要關注外商的經營情況，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交通方麵，當時天津的水陸運輸、鐵路運輸都是比較發達的，但榮祿因天津海河淤淺，輪船不能上駛，影響商務，派員協同外國工程司疏浚。同時又大修公路。榮祿還議辦開礦事宜。他考察到直隸的順德等縣產煤地區瀕臨交通要道，當時正籌辦蘆漢鐵路，以上地區為鐵路必經之地，隻要鐵路一通，就可以解決煤的運輸問題，而該處附近銀鐵各礦，亦可逐漸添辦。這些新政的舉措涉及麵廣，可行性強，可見榮祿實施這些政策是進行過精心準備的。這對於作為後黨成員的榮祿來說是十分難得的。榮祿對於新政的誠意應當正視。不能因人廢事，對其所開辦的新政視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