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5月，清廷宣布“皇族內閣”名單和頒布鐵路國有政策以後，全國輿論嘩然，抗議浪潮高漲。張謇麵對大廈將傾的局勢，試圖對清政府進行仁至義盡的最後挽救，眼見清廷病入膏肓，決心親自赴京直諫控製最高權力的攝政王載灃，順便請求清廷批準他的中美合作投資計劃。
6月26日，張謇抵京，北京車站氣氛熱烈，王公大臣及六部九卿均有代表或子弟盛情歡迎。
7月1日，攝政王載灃召見張謇。雙方交流了戊戌以後的張謇辭官創辦實業的情況。張謇除請求批準紳商組團赴美報聘和中美合作投資銀行、航運業以外，還坦誠地向這位先帝的胞弟陳述了自己對時政的看法：第一是各省災患迭起，民生疾苦，朝廷須知民情民隱，谘議局為溝通上下之機關，朝廷必須盡快恩準召開國會，議決此等大事；第二是商業金融的困難，商業衰敗，金融業管得太死，朝廷要盡力設法振作商業，放活金融；第三是中國和美國之間的交流要增強加多，特別是民間的往來要增加，以避免他國疑忌，等等。這些建議雖有重要價值，但無補於已經一觸即發的危急局勢。
之後，張謇赴東北考察。
張謇考察東三省結束後，於8月12日回到了上海。盡管四川等省保路風潮已席卷全省，形成不可遏止的全民抗議鬥爭，張謇仍不放棄赴美報聘計劃。他到上海的第二天，就與友人商談中美合辦銀行、航運的辦法，並與趙鳳昌研究在上海設立商務總會報聘事務所的事項。這時候，大生紗廠在湖北開辦的紗、布、麻、絲四廠已更名大維公司，正在火速籌建。張謇又偕劉厚生等赴武漢參加大維紗廠的開工典禮。張謇一行於10月4日到達武漢。三天後，大生資本集團在這個長江中遊工商口岸的第一個輕工企業——大維紗廠正式開工。張謇主持了慶典活動，又出席了頻繁的應酬宴會，以擴大自己在湖北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影響。
10月10日，革命黨人彭楚藩、劉複基、楊洪勝被捕就義，武昌全城戒嚴，張謇此時才感到事態嚴重，第二天，宵禁解除，晚上8時，張謇登船離開武昌，在他向朋友們揮手告別的時候，看見武昌草湖門一帶火光四起，綿延數十丈，隨著火光的跳動，似乎還隱約聽到遠處傳來沉沉的炮聲和槍聲。張謇沒有想到，就是這堆篝火，指揮武昌各路新軍，一舉攻克武昌重鎮，在中國大地上成立了第一個革命政府。
在此曆史轉折關頭，張謇彷徨了。他怕社會的激烈動蕩不僅會影響自己正在走向欣欣向榮的實業發展，而且戰火的蔓延會引起國家的分崩離析，甚至“外人乘機生釁”。於是他便試圖以武昌起義為籌碼，逼迫清廷“改組內閣，宣布立憲”。
1911年10月11日，張謇抵達安慶，本來是應安徽巡撫朱家寶之約討論治淮事宜，但安慶新軍已經不穩，竟“無暇更說導淮事矣”。15日，張謇到江寧，立即找鐵良和兩江總督張人駿，要求他們“援鄂”，撲滅武昌起義。但是鐵、張二人予以拒絕。17日，他趕到蘇州，與江蘇巡撫程德全商議後，與雷奮等人在旅館裏撰寫了《魯撫孫寶琦、蘇撫程德全奏請改組內閣宣布立憲疏》。疏稿提出：革命起義，已是“止無可止，防不勝防論者俞謂緩急之圖必須標本兼治，治標之法，曰剿曰撫，治本之法，不外國民好惡，實行憲政”。這是他借革命壓清廷實行君主立憲的最後一搏。但他已經懷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絕望心情。
10月21日，張謇又以江蘇谘議局名義“致電內閣，請宣布立憲，開國會”。武昌起義震動了全國，震動了世界，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裏，全國有14個省份相繼宣布獨立。革命的浪潮迅猛發展，使張謇受到了強大的衝擊，最後不得不接受革命的洗禮。在杭州、蘇州，立憲派聯絡部分官兵兵不血刃便脫離清廷宣布獨立。張謇的友人湯壽潛、程德全也分別被民眾推舉為浙江、江蘇的都督，他們的行動對於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張謇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張謇對革命和革命黨人的印象發生了改變：革命並非毀滅一切，他僅僅否定了本來已經失去生命力的清朝專製製度。革命黨並非偏激狹隘，好走極端的“亂黨”，他們隻是用強硬的方式將不肯退出曆史舞台的清朝推翻。大勢所趨，人心思變。因此，他懷著惆悵和喜悅交織的心情，轉向革命，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張謇生性耿直、務實，一旦認定的事，下決心去做，就竭盡全力，不達目的，誓不罷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