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的人雄人傑莫不具有龍馬精神。蔡元培的書房中掛著一幅劉海粟為他繪製的畫像，上麵的題詞是：“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亦不知老之將至。”
世間的人雄人傑也莫不是至情至性之人。羅家倫等多位蔡門弟子都曾憶及一件往事：在“七七”事變前兩年，強鄰虎視眈眈，戰爭的陰霾日益濃厚。蔡元培到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請他共進晚餐，用的是西膳。蔡元培苦口婆心，勸汪精衛改變親日立場，收斂親日行為，表明嚴正態度，將抗戰的國策確立不拔。蔡元培說：“關於中日的事情，我們應該堅定，應該以大無畏的精神抵抗，隻要我們抵抗，中國一定有出路。”言猶未畢，蔡元培的眼淚脫眶而出，滴到了酒杯中，他旋即端起那杯摻淚的葡萄酒，一飲而盡。聽其言而觀其行，舉座動容，無不肅然起敬，汪精衛則如坐針氈，神情尷尬，隻好顧左右而言他。愛國，有可能彰顯為叱吒風雲，也有可能表現為溫言規勸。汪精衛若能聽從蔡先生的忠告，不複一意孤行，日後又何至於墮落成漢奸，身敗名裂呢？
凡師長、朋友、同事、門生，都眾口一詞地肯定蔡元培是難得的忠厚長者，與人無忤，與世無爭，但也不約而同地認為蔡元培臨大節而不可奪，堅持原則，明辨是非，“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絕對不是那種隻知點頭如公雞啄米、堆笑如餓漢盛飯的好好先生，更不是那種八麵玲瓏的水晶球。蔣夢麟是蔡元培的早期弟子，且與蔡元培共事多年，最知乃師之性格，他在回憶錄《西潮·新潮》中寫道：“他從來不疾言厲色對人，但是在氣憤時，他的話也會變得非常快捷、嚴厲、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樣的簡單明了，也像絨布下麵冒出來的匕首那樣的尖銳。”蔡元培應小事以圓，處大事以方，他“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態度極和藹，使人如坐春風。凡是了解蔡先生的人都清楚，他所講求的“和”，不是和稀泥的“和”，而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和”，不可通融的事情他一定不會通融，不該合作的事情他一定不會合作。
蔡元培是古風猶存的君子，“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裏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可以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這樣渾樸的君子，德操、器量、才學、智慧完備，四項整齊，無一項是短板。
禪家為使弟子頓悟猛省，或不免使用棒喝甚至用木叉叉脖子之類的極端手段。教育家則有別於此，他們通常都要循循善誘，誨人不倦。黃炎培就讀於南洋公學特班時，蔡元培是他的老師，他記憶中的情形是：“全班四十二人，計每生隔十來日聆訓話一次。入室則圖書滿架，吾師長日伏案於其間，無疾言，無慍色，無倦容，皆大悅服……吾師之深心，如山泉有源，隨地湧現矣。”
教育家胡元倓曾用八個字形容蔡元培：“有所不為，無所不容。”有所不為者，狷潔也，非義不取，其行也正。無所不容者，廣大也，兼收並蓄，其量也宏。蔡元培是一位對事有主張、對人無成見的長者。他一生從善如流，卻未嚐疾惡如仇，有容乃大，真可謂百川歸海而不覺其盈。
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應數辜鴻銘對蔡元培的尊重，這位腦後垂著長辮的滿清遺老不僅精通數門外國語文，而且天生傲骨，目中無人，袁世凱是何許強梁？辜鴻銘卻將此公與北京街頭刷馬桶的老媽子等同視之。但古怪之極的辜老頭子特別信服一個人，這人就是蔡元培。辜鴻銘曾在課堂上對學生宣講：“中國隻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一個是我。因為蔡元培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員以後，到現在還是保皇。”1919年6月初，北大教授在紅樓開會，主題是挽留校長蔡元培，眾人均無異議，問題隻是具體怎麼辦理，拍電報呢？還是派代表南下？大家輪番講話，辜鴻銘也登上講台，讚成挽留校長，他的理由特別與眾不同——“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這麼一說就顯得滑稽了。好在大家的立場和意見一致，才沒人選擇這個時候跟辜老頭子抬杠。有趣的是，梁漱溟後來也稱蔡元培好比漢高祖，他本人無須東征西討，就可集合天下英雄，共圖大事，打了敗場總能贏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