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家倫的治校方略為“安定”“充實”“發展”六字，擬分三個階段來實行，每個階段約摸需要三年。然而形勢比人強，七七事變後，中央大學內遷至重慶沙坪壩，在炸彈如雨的戰爭年代，安定已無從談起，但即使得不到經費的全額支持，中央大學仍然有較大的充實和長足的發展，學生人數從一千多增加到三千多，為此開辦了柏溪分校。有一次，日機轟炸沙坪壩中央大學校舍，炸塌了二十多座房屋，羅家倫的辦公室也在其列，就在這間四壁僅存一麵完壁的危房裏，他照舊辦公，並且撰成《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一文，亮出精神之劍：“我們抗戰，是武力對武力，教育對教育，大學對大學；中央大學所對著的，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此言擲地有聲，足以廉頑立懦。身為大學校長，羅家倫勝任繁劇的事務，但他的特長仍是演講和寫作，他向學生演講“新人生觀”，多達十五次，其內容包括“動的人生觀”“創造的人生觀”和“大我的人生觀”。1942年，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新人生觀》，羅家倫將它作為戰時的精神禮物，“獻給有肩膊、有脊骨、有心胸、有眼光而又熱忱的中華兒女，尤其是青年”。此書出版後，五年間再版二十七次，是名副其實的暢銷讀物。他希望中國人具有“理想”“智慧”“人格”“道德的勇氣”“知識的責任”“運動家的風度”和“文化的修養”，即使放在今天，這些項目中國人欲臻善境，仍是任重而道遠，較之當年更加舉步維艱。
有人說，羅家倫缺乏學生緣，不管他多勤勉，貢獻多大，學生總是不願意買他的賬。為何如此？原因竟出在他的長相上，一個大鼻子，雖不礙事，卻有礙觀贍。中大學生戲稱他為“羅大鼻子”，某促狹鬼作五言打油詩，極盡調侃之能事：“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沙坪打噴嚏，柏溪雨濛濛。”醜化他的詩作還有更為露骨的，實在有辱斯文，不堪筆錄。
1941年8月，羅家倫請辭中央大學校長。原因是什麼？一說是辦學經費捉襟見肘，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一說是羅家倫與教育部長陳立夫之間存有嫌隙，難以調和；一說是羅家倫不肯拿大學教授的名器作人情，得罪了權貴；一說是蔣介石為了獎勵汪（精衛）係歸渝人士顧孟餘，暗示羅家倫騰出中大校長職位，羅家倫遂欣然讓賢。不管是哪種原因，羅家倫從此離開了教育界，則是不爭的事實。他一派詩人光風霽月的性情和士大夫休休有容的涵養，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根本不是做政客的材料，卻偏偏要去混跡於政客圈中，日日與之周旋，那種“業務荒疏”的窘態和處處吃癟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這位五四健將注定不是宦海中的遊泳高手，嗆水的時候，他更希望回到大學校園，那裏才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羅家倫執掌大學校政，處處取法乎上，是真正的斫輪高手，可惜為時勢所限，未能盡展長才。
1945年9月9日（受降日），羅家倫在《新民族觀》的序言中筆歌墨舞地寫道：“我們要認識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那時，他辭去中央大學校長職位已經四年，但他這番話仍是說給中華民族的青年聽的，他對他們始終寄予厚望，抱有信心，不可能逆料到他們將會遭遇空前的政治劫難，竟被徹底地耗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