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能夠吸引國內的一流教授，尤其是那些想潛心做學問的教授，原因是多方麵的：一是清華大學校園寧靜優雅，非常宜居；二是清華的教員有法定的假期，旅費由學校提供；三是教員上課鍾點較少，進修時間較多（出國深造的機會一大把）；四是圖書館、試驗室的經費充足，資料和設備齊全。至於教員的薪金待遇，絕不會低於國內的其他國立大學。
羅家倫以國民黨激進派人士的高姿態，挾南方新興政治勢力的威權，到北京做國立清華大學的掌門人，大刀闊斧地改革，禮聘北大出身的教授（楊振聲、馮友蘭、周炳琳等）擔任教務長、學院院長，破壞了“清華人治清華”的老規矩，自然多方招嫉。1930年，北方軍閥閻錫山與馮玉祥短期合流，處處為難國民政府，大唱對台戲，親閻派的學界牛人為討主子歡心，極力煽動學潮來驅逐羅家倫。有心人留下了這段曆史的回憶，其中兩人的文字是相對客觀的。《蔣廷黻回憶錄》第十二章“清華時期”中有這樣一段話：
校長羅家倫是國民黨忠實黨員，同時他也是教育界優秀的學者。雖然他忠於國民黨，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訂為課程，但他畢竟是個好人，是個好學者，所以他不想把清華變成任何一黨的附屬品……清華教授中有些是不滿羅的，因為他是個國民黨員。他們認為羅的辦學政治色彩太濃，不適合他們的胃口。再者羅校長過去和清華沒有淵源，因此也使他遭到不利。此外，他是一個在各方麵都喜歡展露才華的人，此種個性使他得罪了很多教授。所以當反羅運動一開始，多數授都袖手旁觀，不支持他。
應該說，氣魄宏大，作風果敢，為人坦率，是羅家倫的優點；年輕氣盛，露才揚己，治校強調鐵腕，較少變通，則是羅家倫的缺點。他在清華時身著戎裝，秉承恩師蔡元培的軍國民教育思想（北大的學生軍很成氣候），強推軍訓，起先是嚇跑了張岱年（轉投北京師範大學），其後又險些開除哲學係才子沈有鼎，此舉自始就不受學生歡迎，終於虎頭蛇尾，不了了之。但無論橫看側看，羅家倫都是功大於過，並非清華的罪人。中原大戰時，閻（錫山）係勢力意欲控製北平學界，給羅家倫強加“黨化教育”的罪名，迅速釀成“驅羅風潮”，某些罔顧真相的清華學生推波助瀾，多數教授默不援手，這種樂觀其敗的態度令羅家倫十分寒心。五四健將成也學潮，敗也學潮，“且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真令人唏噓。
三鬆堂主馮友蘭是羅家倫進清華掌校的四人班子成員之一，他讚賞羅家倫在清華所做的四項學術改革：第一，提高教師的地位（將“職教員”修正為“教職員”，教員的待遇和地位得以大幅度提高）；第二，提高中國課程的地位；第三，壓低洋人的地位；第四，放開女禁。馮友蘭與蔣廷黻有一個共識：羅家倫來清華掌校以及去職都是由於政治因素居間作用。蔣介石在政治上能夠掌控北京時，羅家倫在清華就能有所作為，一旦蔣介石的政治影響力暫時淡出北京，羅家倫就進退失據，難以立足，這純屬時勢使然。
羅家倫執掌國立清華大學校政不足兩年，執掌國立中央大學校政則長達九年，如果說他在清華大學隻是小試牛刀，那麼他在中央大學就是大顯身手了。
自1928年建校以來，國立中央大學幾經學潮和“易長風潮”的衝擊，再加上辦學經費捉襟見肘，困擾難除，校政長期處於半癱瘓狀態，教學和研究始終未上正軌。1932年8月，羅家倫受命於危難之際，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原本他不想接下這個燙手的山芋，無奈前任中央大學校長、時任教育部長朱家驊秉承蔣介石的旨意，一再登門力勸，“以國家及民族學術文化前途的大義相責”，羅家倫有天然的愛國心，“不忍在國難期間，漠視艱危而不顧”，於是他抱定“個人犧牲非所當惜”的勇氣，挑起了這副千斤重擔。但他要求政府保障辦學經費，給予他“專責與深切的信任”。
1932年10月11日，羅家倫在中央大學的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講，題目為“中央大學之使命”，懸鵠甚高，“創立一個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學若不能負起責任來，便根本失掉大學存在的意義；更無法領導一個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動。一個民族要是不能在文化上努力創造，一定要趨於滅亡，被人取而代之的”，“創造一種新的精神，養成一種新的風氣，以達到一個大學對於民族的使命”。他以柏林大學為例，當日耳曼民族受到拿破侖的軍事擠壓時，一代學者積極配合政治改革，再造民族精神，貢獻綦大[qídà，極大]而影響深遠。他為國立中央大學撰寫的校歌歌詞為：“國學堂堂，多士蹌蹌；勵學敦行，期副舉世所屬望。誠樸雄偉見學風，雍容肅穆在修養。器識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複興大業，增加人類知識總量。擔負這責任在雙肩上。”羅家倫從歌詞中取出“誠樸雄偉”四字作為新校風的關鍵詞：“誠”，即對學問要有誠意，不以它為升官發財的途徑，不作無目的的散漫動作，守著認定的目標義無反顧地走去；“樸”，就是質樸和樸實，力避纖巧浮華，反對拿學問充門麵，“唯崇實而用笨功，才能樹立起樸厚的學術氣象”；“雄”，就是無懼無畏的氣魄，改變中華民族柔弱委靡的頹狀，善養吾浩然正氣，男子要有雄風，女生須無病態；“偉”，就是偉大崇高，力避門戶之見，敢做大事，能成大器。“誠樸雄偉”和“勵學敦行”八字至今仍是南京大學（中央大學的後身）的校訓。適值國家內憂外患之際，羅家倫激勵中央大學師生學習柏林大學前輩，“建立有機的民族文化”，葆有獨立精神，複興中華民族。非常時期，他要引導師生回歸到學術中去，校紀就不可鬆馳，中央大學為此采取四項措施：一是“鬧學潮就開除”，二是“鎖校門主義”，三是“大起圖書館”，四是“把學校搬到郊外”。羅家倫是五四健將，靠鬧學潮起家，現在卻反對學生鬧學潮，措施無比強硬，此舉確實促人深思，耐人尋味。學生離開學校，去社會上蹚政治的渾水，隻會被人利用，學業的荒廢固然可惜，有時激成慘禍，還會危及生命。在羅家倫身上，我們不難看出五四健將們的精神嬗變，由感性的霧散抵達理性的晶凝乃是成長和成熟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