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山西深山的桃花源中返回俗世，徽因和思成還沒從喜悅中回過神，就聽聞了日本全麵入侵中國的噩耗。這對他們來說，不僅是一個世界的崩潰與驚惶，更是“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國難當頭。那是怎樣的一個黑暗時期啊，軍隊從城中走過，每天都能聽見門外士兵的喧嘩和挖塹壕的號子，孩子的啼哭偶爾一兩聲，就被惶恐的保姆捂住嘴變成了壓抑的哽咽。
可是徽因和思成最擔心的，並不是全家老少的安危，而是營造學社幾年來積累的大量資料。深思熟慮後，他們將這些資料放到了他們認為——在當時看來也確實如此——最安全的地方，天津英租界英資銀行保險庫的地下室。
為這資料做好了萬全的考慮，可是他們並沒馬上離開。梁從誡回憶道：“戰爭對於父母來說意味著什麼，他們當時也許想得不很具體，但對於需要作出的犧牲，他們是有所準備的。這點，在母親1937年8月回到北平後給正在北戴河隨親戚度假的8歲的姐姐寫的一封信裏（奇跡般地保存了下來），表達得十分明確。母親教育姐姐要勇敢，並告訴她，爸爸媽媽‘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因此，她也要‘什麼都頂有決心才好’。”他們在北平教授致政府的呼籲書上簽了名，請求政府抗日，以實際行動支持宋哲元。
可是當時政府的所作所為，傷透了這群知識分子的心。很快，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飄滿了日本的太陽旗——日軍占領了北平。日本人進駐後，最著急的就是籠絡能人為他們做事，沒多久，他們夫婦就收到了來自“東亞共榮協會”的邀請函。這個時候，他們才知道日本人已經打起了他們的主意，不走不行了。
徽因和思成並不怕旅行，那麼多考察的時光給他們帶來了太多行路的經驗。可是，這樣因為外國人的侵略，背井離鄉地流亡，卻使他們身心俱疲。思成這時候被診斷出脊椎軟組織硬化症，不得不時刻穿著一個支撐脊柱的鐵背心，而徽因的肺部空洞更需要注意，稍有不慎就會演化成更大的後果。
他們的第一站是梁家在天津意大利租界的房子，在當時來看這確實是個很好的選擇，可是並沒能停留很久。根據慰梅的回憶，那時他們還抱有戰爭能夠很快結束的希望和天真：“發生了這麼多事，我們都不知道從哪裏說起。總之我們都是好好的，一個星期之前我們到達天津，將要坐船到青島去，從那裏再經過濟南，去到換車船不超過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長沙，而其間的空襲要盡可能得少。到那時候戰爭就打贏了，對我們來說永遠結束了。”
可是事實往往不盡如人意，在徽因給沈從文的信件中我們可以窺見一斑：“由盧溝橋事變到現在，我們把中國所有的鐵路都走了一遍，帶著行李、小孩，扶著老母，由天津到長沙，共計上下舟車十六次，進出旅店十二次。”長途跋涉後，他們終於抵達了長沙這個他們認為暫時安全的地方。
可是長沙並非他們想象中的樂土——頭頂上每天都有飛機隆隆飛過，造成的低氣壓使人連氣都喘不上來。在這樣的環境下，長沙依然越來越擁擠，街上擠滿了逃難的人群，飛機的警報和人們的哭號每天縈繞在城中，久久不能散去。
徽因他們並沒被這樣的現實所擊倒，清華和北大的一些教授和文化界的朋友們也陸續到了長沙。他們經常晚上聚在一起，到徽因他們的臨時住所相聚。“太太客廳”變成了家徒四壁的簡陋房間，舒適的沙發換成了小小的板凳和馬紮，咖啡和香茗變成了小爐子上的簡餐……可是女主人還是那個女主人，睿智、自信、樂觀、向上，客人們仿佛回到了北平那些個暖洋洋的星期六下午，回到了和平的舊時。徽因給慰梅的信中說：“一到晚上，你會遇到一些從前在北京每星期六聚會的朋友們在這兒那兒閑逛，到婦孺們來此地共赴‘國難’的家宅裏尋找一絲家庭的溫暖……在這三間房子裏，我們實際上做著以前在整個北總布胡同三號做的一切事情。對於過去有許多笑話和歎息，但總的來說我們的情緒還很高。”可是樂觀的心情並不能改變戰況的不樂觀，她說：“我們從山西回北平時，盧溝橋事變已經發生一個多星期了，我們親眼看到那一帶的防禦能力幾乎等於‘雞蛋’。我就不相信一抗戰就能有怎樣了不起的防禦抗擊能力，閻老西的軍隊根本就不堪一擊。天氣已經開始冷了，３個月前，我們在那邊已穿過棉衣。看看街上那些過路的士兵，他們穿的是什麼？真不敢想，他們在怎樣的情形下活著或死去!”